薛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7）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时代命题

（一）国际组织问题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调整

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仍然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与需求。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个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其原因有五点：

1.协调国家间利益冲突的能力不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分散了由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掌握的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冲击，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导致许多在WTO、APEC或者G20框架下谈判的议题停滞不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2.谈判规则和决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WTO的“协商一致”基本决策原则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均有“一票否决权”。当谈判议题较少且参与的国家较少时，这种机制可以确保公平。但是，目前WTO共有164个成员和24个观察员，且谈判的议题涉及多个方面，当与会国家存在重大分歧时，这种机制将导致决策过程效率极为低下。

3.无法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扩张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却也伴随着南北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同时，随着全球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价值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使得国际经贸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全球价值链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大，贸易自由化程度应该也随之提高，但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还无法协调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新内容。

4.不断衍生的自由贸易区（FTA）给APEC框架下的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冲击。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滞，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目光转向FTA。截止到2018年底，亚太地区的FTA达到180余个。大量FTA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在部分APEC成员之间削减贸易投资壁垒，提升亚太经济的活跃度，但由于不同的FTA在规则和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成员组成上也存在交叉或重合，可能导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格局出现“碎片化”的风险。

5.国际组织的谈判议题出现了泛政治化的倾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非经济议题如“反恐”等安全议题占据了APEC各层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成员普遍注重的经济技术合作等传统问题的关注度却在日益减弱，这分散了成员的注意力和精力。如果这种状况继续繁衍，将会严重打击发展中成员的积极性，并极大削弱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引领地位。

（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各国提出了迫切的调整需求　　

上述问题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各个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开始深入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表达了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的迫切需求。比如，WTO成员国试图通过改革来恢复自由有序的多边贸易体制。其中，改革主要围绕发展中成员地位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电子商务多边规则、透明度与通报义务履行、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等议题。总体来看，WTO成员对关键议题均提出了改革方案，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和规则制定等议题上的意见不一成为WTO改革的最大阻碍。

APEC专门设立了“后2020愿景专家组”，规划“后2020”时代APEC合作进程。在时间表方面，大多数APEC成员建议把2040年作为“后2020”愿景的目标年份；在指导原则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并不希望看到APEC的论坛性质过早地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渐进提升APEC的制度化水平和运行效率是更为理性的选择；在重点领域方面，大多数成员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应围绕共享繁荣和高质量增长的主旨目标，针对新时期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