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北大红楼：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活水源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把它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2021年6月25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时强调，北大红楼和丰泽园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全面理解，还应了解北京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意义。

一、开启民智，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中华民族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近六十年间，清政府共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多个，累计赔款约13亿两白银，割地或租界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却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的命运。旧的路走不通，就要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着手，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引发社会大变动的先导。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为重”，从而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上海，兴盛于北京。1917年1月，应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了北京。《新青年》周围聚集了钱玄同、沈尹默、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活跃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1918年，北京大学红楼建成，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方，成为传播新思潮的思想高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流动的闸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复辟帝制，实行专制，打压民众，诋毁共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并继续利用“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禁锢人们的头脑。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的。他们把科学作为核心观念和基本价值，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将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归咎于科学理性的缺失。李大钊认为：科学精神也是进步的精神，希望青年把科学作为信仰。鲁迅认为：科学可以抑制思想上的疾病。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宣扬鬼神灵魂的灵学会进行了一场辩论。灵学会办了一本《灵学丛志》的杂志，专门宣传人鬼之礼、仙佛之道。针对这一迷信行为，《新青年》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批判：陈独秀发表了《有鬼论质疑》，批判有鬼论；陈大齐发表《辟“灵学”》；王星拱从物理学、化学等角度加以澄清和反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使科学具有崇尚理性、反对专制与迷信的思想内涵，具有伦理启蒙的意义。

二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所谓提倡新道德，就是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主；所谓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站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最前沿，以个性解放这一思想为主要武器，相继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战后之妇人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鼓励青年勇敢冲出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发展个性、改造社会的道路。

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推出“女子问题”专栏，鼓励女子摆脱家庭主义之桎梏，接受教育，婚姻自主，外出工作。当时，中国妇女遭受的封建礼教迫害最为深重，从小被强行裹脚，稍大后被卖为童养媳，长大后不能婚姻自主，丧夫后被要求守节，更谈不上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1919年5月，女学生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请求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因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她入学的事便耽搁了下来，同年9月蔡元培返京复职后，明确表示同意招收女学生。1920年2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王兰找到时任北大代理教务长陶孟和请求入学，陶孟和欣然应允并让她入哲学系旁听，于是王兰就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之后邓春兰也如愿进入北大。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接受教育，这种举动在今天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称得上“敢为天下先”，它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顺应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

三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当时，文学领域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糟粕，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严重障碍。为适应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彻底改造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旧文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扑面而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摒弃文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他们的观点迅速得到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

为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1918年3月，钱玄同、刘半农策划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双簧戏。钱玄同署名王敬轩，用文言文给《新青年》写信，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回信，两个人在《新青年》上开展了一番论战，这番论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走向了新文学的道路。鲁迅是新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人物，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小说借鉴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成功塑造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称为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发出的第一声呐喊。由《新青年》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从文学革命的范围不断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

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束缚，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社会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