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北大红楼：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活水源头（2）

二、救亡图存，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中国作为对德、奥宣战的国家，是战胜国的一员，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三日大庆，还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阅兵，北京各学校先后放假六天，北京大学先后在天安门前、中山公园举行了庆祝胜利的讲演大会，盛赞“一战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人民对这次和会寄予厚望，社会各界也充满了幻想，希望借此解决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不公正后果，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国外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二十一条”，归还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种权益。这些都是一个战胜国的正当要求。但是，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代表英、美、法、日、意等国表示，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理问题时，日本辩称，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因此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最终按照日本的意愿做出了决定。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从巴黎和会中毫无硕果，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凡尔赛条约》。1919年5月1日，外交总长陆征祥电告北洋军阀政府，并建议在合约上签字。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将交涉失败的消息电告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他们建议总统徐世昌拒签合约，但北洋军阀政府倾向于签字，随后汪大燮、林长民等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蔡元培。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指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北京，蔡元培得到消息后，痛斥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北大“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社团随即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游行示威。5月3日晚，北大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紧急集会，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游行开始后，他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遭到了巡捕的阻拦，便转向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群众32人。为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5月5日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红楼开会，决定全体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校长团与北洋军阀政府交涉，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电报接连不断，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随后，北洋军阀政府放了被捕的学生，但没有答应拒签和约的要求。5月19日，学生再次宣布罢课，他们组成“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公然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辩护，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愤怒的怒火再次被点燃。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这一次800多名学生被捕。随后各校学生几乎全体出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爱国浪潮。

五四爱国运动燃起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济南、天津、武汉、长沙、上海等地，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建立了各种爱国团体，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形成了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5月4日早上，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和一些工人，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回到长辛店，他们又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向群众报告游行的情况，并向铁路旅客散发传单，将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迅速传播到京汉铁路沿线。长辛店工人还组成了十人一组的“救国十人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工人运动骨干还参加了北京各界联合会，他们深入农村、集市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呼吁抵制日货。全国各地工人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特别是在6月3日后，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高潮时达到十万多人，沪宁、沪杭、京奉等铁路工人相继罢工，济南、南京、长沙、武汉、杭州、厦门、安庆等地的工人也迅速行动起来。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由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行动，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恐慌，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的学生，公开道歉，并先后批准曹汝霖、陆宗舆辞职，将章宗祥免职。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改变卖国政策，仍然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学生，先后到总统府请愿，海内外向中国代表发出了约七千封电报，旅法华侨举行万人集会，包围中国代表驻地，不准代表赴会签约。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陈独秀始终关注并领导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先后发表八十多篇文章，引领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陈独秀提出“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针对运动初期“仅局限于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认识，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中指出：“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针对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运动中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觉悟》，并指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还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闹市区宣发不幸被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李大钊也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坚决反对欧洲分赃会议，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同时，李大钊积极营救被捕学生。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后，李大钊还作诗庆贺。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