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4）

总体而言，我们要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建设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重视发挥好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了更好运用知识的创造以造福人类，我们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进行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

葡萄牙前外交欧洲事务部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欧亚时代已经来临，近代以来形成的欧洲与亚洲的分离状态将结束，各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将压缩在一个空间中，不得不共存。恩格斯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

开放是一个很大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立足点是要共商、共建、共享，同时也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全球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定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最高层面就是要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怎么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呢？我认为经济治理体系尤为重要。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把经济基础打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由理念、规则和机构共同构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性保证。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建立。另外，我们也要进一步研究全球性的政府财政治理准则。

从理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在受到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从规则层面看，新的贸易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无果，但区域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多边改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第二，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历程与新举措；第三，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版图。

第一，以前西方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多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它们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爆发，这50%里面有30%多是由中国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还在逐渐缩小。

第二，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第三，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表现日益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状况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曾经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当前，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中，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

第四，之前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但这些学科，基于西方实践，持续强调与其他地区知识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浓烈的“西方化”“狭隘化”色彩。如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被此类学科知识解释。对此，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进行跨界知识大融通。

第五，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中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全球号召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同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仅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分散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解构。现在的物理疆域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这五大要素里，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科技。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都在告诉我们，数次世界经济大发展，都得益于划时代的科技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

当今世界，各类前沿科技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基因编辑等科技叠加的科技爆发新时代。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从长远来看，一时一地的政策走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克思对这一现象也进行过描述。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人类脱离蒙昧进入现代文明以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要进入数字文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数据磨”推动的是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为主的社会。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较高层次的经济形态。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经济不仅是类别经济，也是断代式经济。什么是“断代”？以税收为例，农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农业产业。工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工业产业。将来，大部分税收要来自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经济到来以后，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商业竞争转向服务合作。随着商业技术的快速浸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地球村的所有交易行为将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由于关联范围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理性经济人必然向关联社会人演变。人们将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是理性经济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数字经济时代，产生了关联社会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零和博弈变成了竞合共赢。从实践来看，开放合作的巨大红利在促进着经济的更快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到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但是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而且还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呼吸机等抗疫用品的需求。也可以这样说，新冠肺炎疫情把原本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实现的跨境流动压缩到了一年时间。随着跨境流动变革，个人和企业转到了线上，国界进一步被超越。所以，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有消灭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全球化。

全球化是后发大国追赶先发大国的发展过程。16世纪，全球性大国是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大航海技术；18世纪，英国主要依靠的是纺织业；19世纪末，德国主要依靠钢铁、电力和化工；20世纪初，美国主要技术是钢铁、汽车和电子；20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技术是电子产品；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信息产品。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新时代，中国发展靠什么产业？我认为是21世纪的三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纳米技术又被称为新材料。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