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第二，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历程与新举措；第三，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版图。

第一，以前西方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多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它们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爆发，这50%里面有30%多是由中国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还在逐渐缩小。

第二，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第三，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表现日益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状况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曾经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当前，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中，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

第四，之前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但这些学科，基于西方实践，持续强调与其他地区知识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浓烈的“西方化”“狭隘化”色彩。如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被此类学科知识解释。对此，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进行跨界知识大融通。

第五，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中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全球号召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同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仅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分散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解构。现在的物理疆域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这五大要素里，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科技。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都在告诉我们，数次世界经济大发展，都得益于划时代的科技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

当今世界，各类前沿科技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基因编辑等科技叠加的科技爆发新时代。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从长远来看，一时一地的政策走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克思对这一现象也进行过描述。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人类脱离蒙昧进入现代文明以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要进入数字文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数据磨”推动的是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为主的社会。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较高层次的经济形态。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经济不仅是类别经济，也是断代式经济。什么是“断代”？以税收为例，农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农业产业。工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工业产业。将来，大部分税收要来自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经济到来以后，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商业竞争转向服务合作。随着商业技术的快速浸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地球村的所有交易行为将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由于关联范围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理性经济人必然向关联社会人演变。人们将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是理性经济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数字经济时代，产生了关联社会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零和博弈变成了竞合共赢。从实践来看，开放合作的巨大红利在促进着经济的更快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到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但是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而且还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呼吸机等抗疫用品的需求。也可以这样说，新冠肺炎疫情把原本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实现的跨境流动压缩到了一年时间。随着跨境流动变革，个人和企业转到了线上，国界进一步被超越。所以，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有消灭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全球化。

全球化是后发大国追赶先发大国的发展过程。16世纪，全球性大国是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大航海技术；18世纪，英国主要依靠的是纺织业；19世纪末，德国主要依靠钢铁、电力和化工；20世纪初，美国主要技术是钢铁、汽车和电子；20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技术是电子产品；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信息产品。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新时代，中国发展靠什么产业？我认为是21世纪的三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纳米技术又被称为新材料。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运用数字技术，裂解传统产业、传统业态和运行模式，促进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网络直播销售等商业模式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比如，直播带货的主播，一天销售额能到一个多亿，这在过去的传统经济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产业链数字化的发展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且随着产业链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将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推动激活生产要素，不仅包含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还应包含数据。数据同以往所有生产要素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解决了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问题。比如，在消费数据的时候，不仅不能使其损耗，还增添了新的数据。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治理标准和治理制度变革形成迫切需求。全球的分工及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

2021年1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占到全球增长的30%。这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产出的总和。伍德克认为，从人均GDP来看，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跟日本、韩国差不多。中国其实处于起步阶段，因为改革开放才40多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30%外，在某些领域，中国增长占全球的比重更高。对全球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伍德克引用了一句美国俗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会在菜单上”。所以，欧洲企业必须在这里、在中国，才能参与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中国继续开放、保持开放，这样才能让欧洲参与中国的发展机会，成为中国的平等伙伴。”那么，欧洲企业对持续投资中国持何种态度？伍德克说，中国欧盟商会有1700多个会员，覆盖中国9个城市。10年前，欧盟商会做过一个调查，问会员企业是否考虑离开中国？当时，20%的受访者有这个想法。欧盟商会在2020年2月份又问了这个问题，那时正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这一次只有10%的受访者考虑离开。伍德克认为，未来几年，欧洲公司都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这一点不会改变。  

当下的时代，全球化或者是贸易自由化正处在湍流之中，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目不暇接的变化背后，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性变化。一开始，我们用“黑天鹅”来解释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天鹅也是黑的”这样的“常识”。围绕欧亚大陆的棋盘已经形成，中、美、俄、德四方之间的互动结构已经显露出来。相比于当年美国所谋划的“大棋局”，今天欧亚大陆的棋局已经大变，美国不是运筹棋盘的“局外人”，而是已经入局，棋手和棋子已经难以区分，每个大国既是棋手也是棋子，在复杂的对弈中形成了我们依然不知的“棋谱”。有的人形象地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世界叫“同步混合云”，用中国传统的话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