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六项规定”到中央八项规定：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自成立起，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以苏共垮台为例。苏联特权阶层的兴起以及苏共自身的腐败是导致其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东欧剧变前夕，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只占4%，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居然占85%。由此可见，当大多数人民群众认为这个政权、这个执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时候，垮台和失败是必然的。所以，从苏联解体和苏共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从严惩治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1926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此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此通告还强调，“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党内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苏区时有出现。虽然腐败现象为数极少，但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却很大。因此，1932年初到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倡廉运动初期，处决谢步升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反腐“第一枪”。当时，谢步升作为江西瑞金叶坪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建在叶坪村，这一职位就显得不同寻常。在极度膨胀的私欲驱使下，谢步升开始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他将打土豪的财产归为己有、偷盖中央政府公章伪造证件贩卖物资、在收购群众粮食中盘剥牟利、利用职权诱逼奸淫妇女、秘密杀害一位军医……共9项罪名。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毛泽东同志也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意味着我们党把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了。肖玉壁在红军时期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全身伤疤有几十处。初到陕北时，肖玉壁饿得骨瘦如柴，住进了医院。有一天，肖玉壁被到医院探望八路军伤病员的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资供给紧张，红军战士因为营养问题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心情沉重的毛泽东同志从警卫员那里把中央特批每天补贴给他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让给了肖玉璧，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医院的精心照顾和毛泽东同志每天给的半斤牛奶，肖玉璧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1937年12月，肖玉璧被组织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肖玉壁在任职期间，不仅没有报答党的恩情，反而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财政审计制度、预决算制度等，肖玉璧贪污挪用公款造成的亏空引起了陕甘宁边区财政部的注意。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财政部派人调查肖玉璧的贪污情况。在调查期间，肖玉璧以外出讨账为由，居然畏罪潜逃了。在潜逃了一阵子后，肖玉璧最终被捕。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壁死刑。此时，肖玉璧不服，并与执法人员吵闹并要求面见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念及肖玉璧是红军英雄，便答应见他。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同志后表达了写信向毛泽东同志求情的想法。后来，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肖玉璧写给他的信，只是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同志说3000元，并将肖玉璧在信中请求党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同志问林伯渠同志对此案的态度，林伯渠同志说，“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毛泽东同志明确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陕甘宁边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科学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次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在，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醒目的展板，上面写着：“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面对纪念馆内的“六条规定”，逐条进行了对照检查。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去；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申与延续。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党始终绷紧的是作风建设这根弦，始终保持的是“赶考”的心态。如今，时代已经给出新的考题，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六条规定”在新时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体现的是党一以贯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决心和定力，更体现出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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