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促进和谐，发展巩固和谐，稳定保障和谐——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4）

（二）以发展巩固和谐

刚才讲到，不但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在发展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几个误区吧。刚才讲到，在我们党特别是这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后在认识上出现一些误区，前面已经讲到了，有人用科学发展观来批评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批评江泽民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素。另外，有观点认为既然我们党今天这么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然我们看到了当前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不和谐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暂缓发展，就是说停下来，再搞一次治理整顿吧。不能说这个观点有多少不对，有多少错误的，如果只是以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行业的情况看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对全国来讲，这个观点是不适合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原来经济基础那么落后，很多问题都要靠发展来支撑。最近，我们周边出现了朝鲜的核武器试验，世界上舆论很惊奇，没想到我们中国这么强硬，这就跟我们20多年的发展很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外交部讲，我们一切从中朝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你们的做法违背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要谴责和批评了。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发展代价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任何发展都要付出成本和代价，发展不可能零成本、零代价，于是，有人主张，发展都要有代价，环境该污染的就污染吧，能耗高就高吧，关键是要有速度，要有GDP。但是，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成本和代价降到最低最合理的界限。

第三种观点就是叫废除GDP，这也是比较极端的。大家知道，GDP这个指标，我们以往把它看得太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目前还不能取消，因为它毕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无法取代的指标体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像以前那样以GDP论英雄。因为前几年我们对GDP看得很重，所以东部就比较有优势，那时候在考核政绩的时候，确实把GDP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各地干部来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讨论，西部地区来的提出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们不服气啊，滨海干部进中央，我们西部干部保边疆，就这样的。江苏省无锡市的产值和苏州市的产值，西部几个省加起来还赶不上，前一段讨论苏州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省部级干部，你说能不多吗？它一个市的产值顶你们西部几个省。这几年就不一样了，但是GDP仍然要存在。大家知道发展有四大指标，速度、效益、结构和质量，GDP只能反映速度和效益，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尤其不能反映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哪些实惠，所以它有局限性，但是不能把它取消。我曾经做过比喻，GDP这个指标有点类似国家的高考制度，谁都知道高考制度有毛病，你看高考制度弄得小学生比中学生负担重，中学生负担比大学生重，但是高考虽然毛病很多，但是没办法取消，一取消更乱了，歪风邪气都来了，走后门腐败都来了，所以我当时讲，对GDP啊，咱们第一不要像以前那么看重，第二目前还没有其他指标体系能够取代。

由上可见，在发展问题上还有许多误区。既然认识上有这么些误区，那正确的认识应该是什么呢？怎么做到以发展来巩固和谐呢？我注意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在讲到发展的时候，是这么三句话：继续发展，科学发展，共享发展。我认为这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

继续发展。就是我们不能考虑那种在全国范围内来暂缓发展的观点。邓小平讲，发展要有一定速度，像西方国家百分之零点几，我们中国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人家国民经济GDP总量很大，只要不是负增长，人家社会都在发展，咱们不一样，咱们经济文化基础这么落后，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是这个速度不能太高，太高的速度和太低的速度都会制约我们发展，所以一要继续发展。刚才讲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当中，速度是不能少的，当然如何确定这个速度，我们党现在也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十一五”规划制订的速度是比较合理，零增长和零点几对我们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

科学发展。今天我们讲发展，不能不讲环保，不能不讲节能，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不节能的话我们的能源将很快耗尽。为了节省能源，北大一批教授坚决主张不买小汽车，而且写了信，让很多名教授签名，都是搞社会学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极端，而且中央台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宣传他们的观点，坚决反对小汽车进入家庭，坚决主张步行、骑自行车，坚决主张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情是不能提倡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我们算了一笔帐，就是说要是我们中国家庭像美国那样，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是2.5部小车，我们中国家庭即使平均每户一部小汽车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全世界生产的原油给中国当汽油来用的话，还差75万桶，这是每天的数量。还有，大家知道，今后2020年农村小康的模式跟我们城市也是不一样的。2000年以后，我们城市小康有个标志，就是城市每个居民都有一套住房，面积大小因个人情况不同而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套，用天然气，都有抽水马桶，用的都是自来水，这是全面小康的标志。如果这个模式2020年推广到农村的话，我们做过计算，仅抽水马桶用水一项，把长江黄河的水全用上也是不够用的。所以，2020年农村小康模式跟城市不能一样，特别是生活模式不能一样，不能像城市一样消费。所以讲，要研究怎么科学发展。

今天讲发展，不能一个劲鼓吹不要看重发展代价，“十一五”规划制订的节能每年4%，环境污染降低2%，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就没有完成，让地方党委和政府感到很头疼，我们这个指标很关键，每年节能4%，污染降低2%，到了2010年，降到10%，看来我们很难坚持。

共享发展。虽然这个提法在六中全会之前的文件已经有了，但是今天把它提高到很高的层面，一是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二是提高到我们今后发展的层面。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呢？是人们共同建设、共享发展的社会，这很关键。应该承认，在28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讲的共享发展，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实惠，这是符合我们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旨的。我们作为执政党，不能仅仅考虑强势群体，也不能仅仅考虑弱势群体，怎么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和谐这个治国理政理念来指导，这个最佳的边界在哪里？这是我们执政党要考虑的。

只有做到共享发展，老百姓才能跟你一起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否则的话，老百姓会觉得改革开放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是要让所有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现在有些地方，贫富差距比较严重，我们搞调研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反映很强烈，说当地党委和政府嫌贫爱富，因为富人越多，对他的政绩越有利，利税交的也多，所以他们对弱势群体、困难的群体不太在意，这是不对的。有些老百姓讲得很尖锐，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鱼儿离不开水，军民鱼水情，到了现在，党群关系变成油水关系，党政对有油水的、富的群体照顾，后来还发展成蛙水关系，这是老干部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话讲得挺到位，挺厉害，说我们领导干部平时就是高高在上的，只在他遇到困难和风险的时候才想到老百姓，就跟青蛙一样，平时在岸上高高在上，遇到危险的时候往水里面跳，这就叫蛙水关系。老百姓说你平时不想到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想到我们了，我们算什么了？危险时为什么要支持你啊？   

（三）以稳定保障和谐

这一点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国内外历史发展经验证明，保持稳定是极其重要的。我为什么讲到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因为国内的经验大家走过来了，我们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稳定。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我们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发展，国内外环境是不宽松的。我们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慢，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放到前面改革来讲，但是放到稳定来讲，可能更好，应该看到，我们中国搞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内外环境是很不宽松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希望体制改革改到他们的轨道上去，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已经走过来了，已经挺过来了。前一两年我们周边独联体国家出现了颜色革命，首先对准俄罗斯，其次是对准中国的，希望中国也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也走上像他们多党制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是不能走的。这是外部环境，宽大而不宽松。

再者，我们内部环境也不太好。但是有一点，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80邓小平提出来之后，应该说从来没有间断的。这点，西方不断攻击，说中共只搞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我们跟西方记者交流的时候，就驳斥他们说，我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又跟他们讲我们农村的村民自治，9亿人口的农村搞直接选举，这是你们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有快有慢，力度有大有小，这跟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么谨慎，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是跟国内外环境不太宽松有关系的。可以讲，十七大肯定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只能是积极稳妥，因为外部环境我们有时候改变不了。邓小平讲，国际大气候我们没有本事管，但是国内大气候小气候我们可以管。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国内小气候也不是那么好。我们党内有这么两部分人，一部分极“右”的人认为这些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根本没动，都是搞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多党制，就是要搞三权分立才过瘾。用这个标准来讲，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没有发展。而党内还有一些极“左”的人，听到我们党中央要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写信给中央，说不能提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能提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因为一提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就是往多党制、“三权分立”方向发展，所以列宁曾经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左”和“右”片面性是相通的。大家看到，“左”和“右”在我们党内打架打得很厉害，但是在他们观念深处，其实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搞“三权分立”、多党制。“右”认为你没搞，“左”怕你往这个方面改。在这方面我们党中央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积极稳妥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的话，我们国家政治和谐做不到。

要真正达到和谐，当然要用改革来推进，但是改革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稳定来保证和谐。刚才讲，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要比稳定来得高级，稳定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用高压手段也可以达到稳定，但是真正和谐那是不容易做到的。用毛泽东的话讲，和谐就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个人不同意见发表等，但是你要说要达到和谐，首先必须要稳定，没有稳定一切都是白说。

国内不说，单说国外，苏联东欧冲击波我们顶过来了。大家知道，我们中央党校的学者以前仅仅跟社会主义国家接触，现在跟西方民主党也接触比较多，我们曾经也接触目前的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洛夫。久加洛夫讲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用我们话来讲，是痛定思痛的体会，但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说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还是很英明的。久加洛夫讲到，世界上有两百多个民族，有一百多种语言，但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形容俄共丧失政权的痛苦。确实，我们有些教授去过俄共中央党部，还不如我们今天华北铁道部的会议室呢，而且在开党代会的时候，两次停电，你看，俄共在任的时候谁敢这样子？这就是他们当初搞什么多元化，搞什么公开性，然后造成社会混乱，右派势力在乱中夺权的后果。

所以刚才讲，我们要用稳定来保障和谐，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要求和水平不能仅仅停留在稳定的层面，因为稳定跟和谐还是有差距的。和谐是一种很明显的状态，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百花齐放，又有百家争鸣，这才叫和谐，但是前提基础是要稳定，没有稳定，改革、和谐、发展都是白扯。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占用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加）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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