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4）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和谐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追求。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上充满了阶级的斗争，但是我们又看到阶级斗争的另一面是什么？不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吗？尤其是近代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吗？尽管马克思指明了一个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现，但是你看通过这一百年的斗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大为缓和。所以和谐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追求。

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角度来看，和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六中全会指出，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本质属性就是这个社会之所以叫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有一个标志，这个生产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建设理所当然就包括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

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来看，和谐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共产党执政干什么？是促进社会主义团结，而不是挑逗群众斗群众。调和是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我们强调的是主要手段，为什么是主要的手段？现在不是战争不是革命，武力不是主要的手段，调和是主要的手段。

我认为，这是建立在三个变化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加展开。

第一个变化，是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之前，时代主题是什么？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包括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民主民族革命。20世纪后半期，世界呈现出和平与发展的景象。之所以有这个转变，有一系列原因，包括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运用，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等。所以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一方面在缓和国内的矛盾，对外维护世界和平，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水平。所以，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这就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有的同志说了，那50年代以后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主要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当时出现了逆转和失误，还是沿用战争与革命这个思维来认识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指导思想完全僵化了，走向极端了，今天打倒美帝，明天打倒苏修，后天打倒各国反动派。表面上看，我们的旗帜很高、气势很猛，实际上把人都给得罪光了。你想想，美帝加苏修加各国反动派，几乎等于全世界了，你还有什么朋友呢？但是我们的嘴还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后来一查，就那么几个，恩尔·霍查，尼古拉·奇奥赛斯库，波尔·布特，外加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队长。因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局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新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依据基础之上，所以它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三座大山，矛盾的性质呈现出不可调和、对抗性的性质，所以解决的出路只能是斗争，只能是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用武装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解决了这时候的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旧中国，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了，所以怎么调和也适应不了，只能推倒重来，咱们再建一个，这叫革命。现在这个新的我们建成了，给它起个名字叫社会主义，看看合适不合适。我们说了两句话，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这一点比斯大林高明。1936年，斯大林也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基本确立。1938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形是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全适合。哪有完全适合的？所以完全适合论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掩盖了矛盾，二是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完全适合就没有矛盾，没有矛盾还改革什么呢？到1952年了，斯大林才吞吞吐吐、很勉强地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矛盾。

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教训，看到了既相适应又不适应，但是我们又认识到，相适应是主要的，不相适应是次要的。正是因为相适应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对不适应的怎么办呢？好办，完全可以通过调和、改革去加以解决。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调和是共产党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地下党、在野党转变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而且是公开执政。第二，从一个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转变成了一个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党。这两个转变，在1949年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身份的变化，要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活动方式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要求。我们党也这样去做了，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的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开局。比如，1956年元月，我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主席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不但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有矛盾，而且一下子就抓住了十个矛盾。所以，毛主席的思路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1957年，毛主席的思想又升华了，不再泛泛地谈十大关系了，而是把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归纳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显然，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是脱口而出了，或者呼之欲出了。但是事与愿违，到1958年，我们不但没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而重提阶级斗争，说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逆转和失误。当然，今天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没有开个好头，没有解决好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斯大林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用暴力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现在有关的段子，说列宁临终之际把斯大林叫到病床边，又嘱咐了几句，说约瑟夫，我很担心，党内有许多同志不愿意跟你走。斯大林回答说，亲爱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您放心去吧，我早就考虑好了，他们如果不想跟我走的话，我就让他们跟你走。所以后来肃反、大清洗，不仅给社会主义建设埋下祸根，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当时我们党的实际情况看，刚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从事经济建设，可以说力不从心。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很显然的，老一辈过去忙于打仗，忙于战争，忙于武装斗争，忙于地下工作，哪有时间研究经济建设。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摆在面前了，当然缺乏思想准备了。所以我们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充斥着大量的军事术语，什么这个突击那个动员，这个战役那个会战，还要打一场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你说跟老鼠、苍蝇、臭虫较什么劲啊，叫人民战争。说白了，这不都是军事术语吗？当然，你看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们现在进行工作叫什么什么工程，在实行这个工程之前，要夯实基础。“夯实基础”是典型的土建工程用语，有个习惯的问题。

所以我们尊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为什么称他为总设计师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工程师出身的，他设计好了，我们按照图纸去施工，去进行组织，进行施工。当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还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阶级分析的眼光、活动方式、群众运动、阶级战斗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主观和客观的严重脱节。客观上，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主观上我们党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客观上，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主观上仍然把自己作为在野党、地下党来看待。尤其是地下党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根深蒂固，到现在，还可以从我们党的思维和活动方式中看到某些地下党的痕迹和影子。书记要开会，开会就开会，叫书记碰头会。其实那个碰头就是接头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党有许多的机构不挂牌子，你说公开存在的机构怎么不挂牌子？搞得跟地下党差不多。传达文件，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这是典型的地下党的传播方式。地下党没有办法，条件险恶、环境恶劣、白色恐怖，所以中央有什么文件，得先用密电码发到省委，因此才有李玉和接收密电码。省委传到县委，县委书记都认识了，机要通信员、秘密联络员找来了，分咐任务，你到高家庄，你到赵家庄，你要马家河子，去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功队、平原游击队队长，让他们来传达，传达到堡垒村的基本群众，包括老支书、妇救会主任什么的，民兵队队长。有时候你还不能公开进村，把那几位叫到城里的小饭馆，城里小饭馆的老板是我们党的地下交通员，在那儿传达，门口还有个站岗的，以卖烟做掩护，一喊老刀牌香烟，不是日本鬼子来了，就是汉奸来了。当然这些我没有见过，书上看到的，小说上看到的，电影里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方式。但是今天，有时候我们要传达给全体同志，但是传达得不及时，让美国抢了个先，钻了空子，没等你传达到县团级，美国之音率先把它传达给全世界了，弄得小道消息满天飞。不让信，但大道消息是什么？我们又不知道。上网一查，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跟我们后来听到的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