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沉浮录：民间社团与政府间的早期互动（7）

兄弟相煎？

除了中研院的“挤压”，与各个专业学会缺乏有效的合作，也是妨碍中国科学社走向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模式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科学的进步，各个专门的学会得以建立。但无论从组织形式、组成成员和领导层来说，各个专门学会都和中国科学社这一综合性学会有着紧密的关系。如中国地质学会的领导人翁文灏、丁文江；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高鲁；中国气象学会竺可桢；中国化学会曾昭抡；中国物理学会梅贻琦、李书华、叶企孙等，他们不仅是社员，许多人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员。

“各个专门学会建立之后，主要讨论自身领域的问题、政策和工作，发表专业论文、举行学术讨论会和协调本学科发展。这样，中国科学社就日益被它自己提倡与催生的组织挤到极为尴尬的位置，它必须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重新定位了。”张剑说。

其实，中国科学社一些成员也在努力进行“角色转换”。早在1924年第九次年会上，美国

地质学家葛利普（A. W. Grabau，1870~1946）就建议将中国科学社英文名改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使中国科学社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组织。结果赞成和反对两种态度呈对峙状态。翌年年会，叶企孙等提议与其他团体联合召开年会，亦未能及时实施。

直到1934年的庐山年会，中国科学社才和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一起召开了联合年会。会上，任鸿隽认为中国科学社由于范围较广，组织上应当有所改变，像葛利普建议的，应称为“中国科学促进会”。随后，在1935年和1936年更大规模的联合年会上，学术团体联合会似乎已成趋势。但随着战事爆发，一切又都耽搁了下来。而时过境迁，当战事结束时，中国科学社已无法找回当时的号召力了。

可是，最为致命的因素，却是根源已久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思想。当时的中国国内，存在三大民间科学机构：中国科学社、中国学艺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主要由留美学生组成；中华学艺社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中华自然科学社则主要吸收本国毕业的社员。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学艺》杂志和《科学》杂志就是对着干的。化学学会的负责人曾昭抡也说中华学艺社“以留东毕业生为主干，无形中与科学社取一种对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