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林：文化艺术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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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新秩序，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讲传统文化艺术秩序的一个解构与新秩序的建构。随着中国对GDP越来越关注，也逐渐开始了对GNP的关注。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是我们经历了中国经济改革，那么中国的文化改革乃至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开始。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这一规划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文化渐进式的改革，标志着从经济改革到渐进的政治基础的改革。

近百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人和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密切，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政治制度或者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集中体现。

挑战旧秩序的新秩序

在人类创造文化艺术的过程中，习惯和语言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被定位为观念化的秩序。所谓观念，是对固有的观念和语言的一种挑战，或者从哲学上面说是一种逻辑的悖论，否定之否定。当代艺术或者后现代哲学是对过去中心观念的挑战，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文化的形态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反秩序确立的过程是秩序由自身的确认到解体自身的过程，秩序借此由手段上升为目的意味着秩序自身的审美内涵的自觉。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感触很多。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没有艺术中心，估计全国加起来也没有几家画廊，当时做展览，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反观海外，当时的机制就已经非常成熟，这就造成了在交流上的不对等，我们拿着西方的艺术品资料到大学里做传播，而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到西方去做展览，这种不对等的交流主要还是考虑到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状态。西方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艺术，也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多呈现的是社会黑暗或是制度上、规则上的不健全，抑或是在他们看来有悖人性或政治逻辑的作品。在同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我的感受也特别深，一方面是带着使命，作为中国人来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另一方面可以说包袱沉重，因为当时体制不允许个人推广当代艺术。双重的压力或者使命感，跟今天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

2001年在意大利工商总会，我做过一个演讲，是关于中国制造的。当时一些记者问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艺术家生存的压力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一些局部问题的放大，对所谓的艺术追求的方向性、目的性，或者物质至上主义、文化主体感的缺失、集体无意识等等问题兴趣使然。我的回答是中国既能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也能制造具有充分的思想性、深度的，能在传承了传统的同时，又发挥了中国当下创造性的中国制造的精神产品。作为精神产品，今天面对西方观者或者评论家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承受西方普世文化的价值观念，如何吸收西方美学的精髓，如何借鉴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并在更多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