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林：文化艺术新秩序（3）

因地制宜的文化发展战略

2005年，我在美国硅谷开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趋势的学术报告会，同时，还办了一个电子艺术节，与会的有电子行业的精英、教育家、科学家、做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和做资本运营的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家共同探讨在金融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艺术的融合。未来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是艺术的合作体。

在展会上，我有幸同智利、比利时、印度的策展人分配在一个小组，我发觉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相当大，印度的策展人，虽然不存在技术和资金的瓶颈，但是他们也同样背负着几千年文化的沉重负担。要知道，印度是一个发展不均衡、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倾其国力建设自己的实验电影基地，并作为一个工业来扶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当然，这也有他们没有承载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重担，没有承载那么多作为文化工具的作用的原因在里头。

而比利时的策展人非常重视文化的游离状态，原因在于他有自豪感，但是又找不到自己文化的祖宗。美国的强势文化已经在上个世纪成为了全球文化的中心，取代了传统的欧洲审美，挑战了传统欧洲所谓的文化制度，它用它的方式建立了冷战的文化格局，作为文化的发展战略，在同苏联的文化冷战中，柏林墙倒了，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一个阶段胜利了。作为意识形态，它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提醒是不要仅仅重视文化的经济效益，还要记住，它还是政党最重要的文化工具。美国通过马歇尔援欧计划中的大概两亿元，推广美国文化，它实质上挑战的是以欧洲，尤其是法国为中心的传统的艺术形式。所以，比利时的策展人始终觉得自己处于中间状态，觉得自己处于世界文化的中心，但中心从来没有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上。

而智利的策展人生活工作在英国伦敦，拿的是英国和智利的双重身份，他一方面可以谈自己国家过去在军政府的黑暗时期对艺术的迫害，另一方面又可以谈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撑。

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他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致的。所以，建立文化新秩序，多年来，我始终认为首先要确认我们的位置。同样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它不是利用行政命令所能简单达成的，而是依靠自发的商业机制运行。在同国外媒体集团的合作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命令与自发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新的、未来的形态中，我们更多应该尊重的是自然规律和资本主义的规律，因为逐利是资本的天性，那么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也有它精神层面的东西，又不能过度的关注，怎么去有机的结合？一定要建立产业链。那么，如何聚集广泛的人才和资本建立几个重要的产业基地呢？我认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很重要的，可以先期建立两到三个国家级的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比如在山西，要根据山西的文化属性，制定适合山西文化发展的战略，在河南，就可以根据多朝古都的特点，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而不是千篇一律，照葫芦画瓢。

大有大的文化发展战略，小有小的文化发展战略。县域一级由于缺乏大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比如智力、物力，所以不应过多的去追求大产业发展，反而可以利用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元素，挖掘县域的文化发展潜力，比如把皮影、剪纸、陶瓷变成自己的文化属性，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不要小看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东西，中国的茶叶为国家挣回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房子，养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土变成了瓷器，拉动了多少中国的GDP啊！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焕发出农民的智慧。我们有九亿农民面临城镇化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民建设，我们做的试点在左右艺术区，何各庄乡的农民住进楼房，把原来的小平房让出来给艺术家做工作室，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试验。但是如果每一个县都想做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就太盲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