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林：文化艺术新秩序（2）

2001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舒可文女士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拟了一个题目，叫《对艺术的痴心妄想》，我觉得定位很准确，因为它代表了不仅仅是我的心声，还代表了一批所谓边缘艺术家的心声，因为大家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主体的变化，作为一个集体到一个个体觉醒的变化。2001年，我举办了一个题为《躲在美丽打搅背后的圈地运动》的影像带，我想说明的是今天我们的高科技开发区是圈地运动，所谓的经济开发区也是圈地运动，今天的房地产开发一定是圈地运动，那么文化如果能上升到圈地运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们经历了工业革命，其次我们也经历了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包括三网合一技术，甚至前端性的技术中国都在探索。这是一个比较混杂的时期，它呈现的是作为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思考和关注。因此，如果能上升到文化圈地，也不妨是一个可探索的地方。

我们不仅仅是用物质，或者是指令性的计划来使中国文化艺术体系发生变化，还要有一个从个体开始的觉醒，然后逐渐对机构的认同。因为传统的文化艺术秩序过分的强调整体性，这是文化艺术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无可厚非，但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跟全球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这个时候，作为一种个体对生命的、对人性本质探讨的作品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集体，也不仅仅是国家意志，更多是一种生命的个体思考。

现在我们谈西方后现代哲学，更多的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批判，这种形式的批判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很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对正统现代主义的修正，着重与元素自身价值的肯定，那么，解构主义是对两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人是语言的存在”，人们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一直代表着稳定性，而解构主义文化艺术师从内视乱形象。解构主义文化艺术强调变化、推理与随机的统一，对现有的规划约定进行颠倒和反转，它除了解除对象的隶属关系之外，还要建立新的体制，所以它不是虚无的破坏，也不是片面的重组过程，而是具有解体与建构的双重意义。在整个交互过程中，解构的是传统形态，建构的是新的未来。

当下的东西方文化艺术有一种共性，实质上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大，政府、工业、教育、艺术都趋向于巨型、大型的联合体。艺术的思考是个性化的，所以，它没有办法用大工业的方式普及，进而引发了我们进行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考，即如何探讨人作为艺术家个体，他们的共性，在未来的文化产业中，如何去量化他们。我有幸参加了“798”的建设，在建设初期，当时只有两家画廊，一个是隋建国的工作室，另一个是东京画廊。如今，大部分具有原创性的、扶持艺术家创作的、对艺术形态有思考的画廊已经不存在了，转而变成了商业画廊。商业画廊目前生存堪虞，因为房租涨了，艺术家赖以生存的低物价或者低租金的环境没有了，同时，作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心，扶植资金又没有落到艺术家个体身上，也没有落到具体的艺术工作室或者画廊身上。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艺术市场不同，对文化艺术的赞助，在中国是基本没有的，我做了很多展览，接触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投资人，大家共同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能给我什么？我说我们只能给大家精神上的东西。“798”到目前为止，作为管委会，拿到了多少资金支撑？多少又落到艺术家身上？这是一个问号。宋庄艺术促进会拿了很多国家创意产业资金，在随后的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看到了，但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去年生存在宋庄的，今年不一定在宋庄，原因在哪？高房租，艺术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作为精神产品的制造者，这些人很可贵，舍家撇业，放弃了固定的工作，放弃了可以成为大学老师或者有固定工作的社会角色，他们选择了承受经济压力、承受社会对他们的不理解。90年代，我们称住在圆明园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为流浪艺术家、盲流艺术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才产生了一批让西方震惊的中国当代艺术。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创造的艺术能直指人心，而不是仅仅在我们的画院体系或者是所谓的文化体系下复制老祖宗的东西，变换老祖宗的元素，进而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如果只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位置上，这很可悲，何谈创造性，何谈创新性，何谈跟西方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