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林：文化艺术新秩序（4）

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地方，也可以从基层文化的角度入手，来繁荣当地的文化建设，比如现在很多农村的农民都外出打工挣钱，造成农村有很多留守的家属，地方可以建一些文化活动站提供给留守家属，既沟通情感，又能产生对文化和教育的认同，还能找到一个共同心灵的家园。

对于省市一级的文化产业建设，凭借各方面充足的资源，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打造区域优势，建立国家级的示范产业园区。示范产业园区的建立背后需要一个国家级产业基金的支持，这一基金必须要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管理，而不是我们的官员。它可以由某一部委牵头，但是一定要由专业的、有资质的、有管理能力的、有真正投资管理实例的国际团队来做，从而保证基金的合理投向。为什么不能有国家的有关部门来主导？首先是不专业，其次是不职业，再其次是容易滋生腐败，最后是容易产生不良资产。专业单位要做专业的事，作为行政单位，它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从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税收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产业示范园区进行配套服务。

再向上到中央级别，我们能用行政命令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比方说国家投入一笔资金，让农业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大力建设乡村文化，让工信部的科技人才扶持艺术家，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工具，现在西方的艺术家已经开始用转基因技术做作品，因此这些都是可行的。

还原到对文化的认同的时候，我发现有缺失，各方都是各占其位，作为企业，联通也好，移动也好，电信也好，作为传媒，中央电视台也好，它们都是国家赋予特定权力的工具，至于它们提供的内容，需要有具有国际化视角和经验的提供商才能运作成功，找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来，试问怎么能够成功，怎么能用理论的东西来做实践呢？那一定是错误的。

文化新秩序是全方位的革命，就连思路上面都要革命。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有西方经历背景的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对于这种人，我有这样几个判断：第一，他没有进入过西方主流社会，只是在西方主流社会边缘晃悠，即使是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学位，但是他没有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第二，他对民主自由和所谓的共同信仰了解，基本上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说，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担心再失去，所以说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同样的，作为西方的大艺术机构要想进入中国，也面临着如何结合中国本土特色的问题。比如古根海姆目美术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想来中国建设分馆，在操作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提醒他们中国不是法国，更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的政体，无论过去、现代、未来，都有中国自己这片土地的特殊属性，不能简单的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划分。这些大型的知名艺术机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要一味地认为自己的到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更多地还是需要站在中方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艺术机构每年维持运营的费用就是上亿美金，中国一共投在美术馆行业的钱才只有多少啊？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否定旧秩序，实际上是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渐进的做新秩序的对接，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不仅仅是解构，还要建构共同的乌托邦，共同的思想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