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牛头角“示范屋邨”背后的官民交道（2）

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事实上，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

当时，对每一个纳入“整体重建计划”的屋邨，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盲头苍蝇”。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牛头角屋邨是一个“三多”社区，“老人多，穷苦人多，残疾人多”。面对拆迁，有意见的底层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咨询会”，介绍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达旋等中年居民，还有不少家庭主妇。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必须平和一点，心平气和地和官员谈一谈。”一个居民说。

“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我们要多找些人，去叫口号，去吵一下！”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激烈”。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说，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虾兵蟹将”，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要和他们“摆道理”。

“我们要原邨安置，也不能这么横蛮，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在社工的引导下，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2000年年底，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

在一间会议室里，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对着一叠资料，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以及土地归属。在一张规划图上，居民们发现，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

“这真的有了一线曙光！”未来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脚点，李达旋兴奋异常。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寻找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

可最初，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点说吗？”“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约见基层官员，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带着我们游花园，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录音机”。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我们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李达旋认为，争取的东西“实在很大”，“地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钱啊！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在这位老人看来，他们跟政府谈判，“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样反映上万名街坊的意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做调查问卷了。”

“全邨调查问卷”立即启动。“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他们强调。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白天，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年轻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

两个月下来，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其中超过90%的住户表示，希望集体就近安置。“这好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我们就赖死不搬了！”

以民为本，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是官方应该做的

换到政府部门的角度，就近安置“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居民所看中的那块地上，当时还耸立着一批老屋邨。预计要到2009年，新的屋邨才能落成。要满足居民的要求，“整体重建计划”就必须延期三四年。

拖延大型工程，不仅会影响政府信用，也意味着香港的纳税人可能为之付出更多的钱。香港媒体报道指出，牛头角下邨如果拖延拆迁，“估计每年要多花保养维修费用约1700万元”，还强调事件已经“引起审计署关注，不排除会跟进调查”。

对外界的种种声音，下邨二区的一群居民“见招拆招”。通过调查问卷，他们清晰地表达出民意——为了就近安置，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等待3~5年。

他们还学会了“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政府给我们这块地，让我们老人家一起搬过去，那往后政府的麻烦就少了。”李达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来，“老人家适应上没什么问题，政府也就不用花钱资助一批社工来照顾他们了。”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居民们约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基层的房委会委员，到更高级别的房屋署助理署长。会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几位老住客陆续“讲苦况”，“摆道理”，负责主持的李达旋作最后陈述，强调“居民的要求很强烈，我们一定会锲而不舍地努力”，最后，邀请官员作出回应。

“今天，我只是来听听居民意见的。”“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跟署方反映。”官员的发言也每每雷同。

一群居民还不知道，表面上顽固得“像铁板一块”的政府部门，此时已慢慢松动。在房委会内部，对牛头角下邨二区的拆迁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在香港，掌管房屋问题决策大权的房委会有着一套独特的决策机制。20多名委员组成一个决策小组，半数委员是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另一半委员则是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的“社会人士”，其中有专业工程师、商人、社工等。

“延期问题只是借口而已，既然我们有多余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呢？”来自民间组织香港公屋联会的委员王坤提出。

“为什么住公屋，就一定要住到山沟里呢？一个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受影响了，这又等于多少钱呢？”另一位身为资深社工的委员吴水丽这样认为，“房委会应该尽量听取居民意见，他们是实际住在那里的人。”

不久之前，这两位“非官方委员”都曾与居民会面。为了帮助居民，他们特意去找当时的房委会主席郑汉钧，“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位主席当即含蓄地表示，他会“认真、审慎地考虑一下”。

接管房委会之前，郑汉钧是香港颇有威望的高级结构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公共房屋爆出“短椿丑闻”，一批居屋（注：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被查出有严重的结构漏洞。为了调查此事，挽回政府信用，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托郑汉钧出任房委会主席。2000年10月，“临危受命”之时，他已73岁。

“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郑汉钧还记得，听闻居民的诉求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非常之同情”。出生于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马地，从此再没搬过家。

戴一副金丝眼镜、习惯穿一身笔挺西装的他决定亲自到牛头角下邨“巡视一下”。居民与他聊天时的那份“诚恳”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不是乱要求，那里的环境、邻居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那里会扰乱他们的心情和健康。”

郑汉钧随后安排房屋署官员制作一个可行性报告，仔细分析下邨二区的老房子还能支撑几年，而原本为下邨居民准备的其他公屋单位又该如何再次分配。在这位高官看来，“以民为本，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是官方应该做的”。

2002年6月7日，房委会决策小组开会讨论这一拆迁问题。根据房屋署的专业评估报告，下邨二区的楼宇结构可以在延期时间内继续维持。来自房屋署的委员作出让步，郑汉钧最终拍板，表示房委会决定“顺应居民要求”。

会议才开到一半，吴水丽与王坤便走出会场，宣布房委会的决定。在房委会大楼底下，十几位年迈的老人已经举着横幅等候多时。听到这个好消息，一位头发灰白、背着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麦克风，用颤抖的声音连连感谢两位委员。

第二天，香港有报纸刊登评论，将政府此次决策称为“德政”。

时隔多年，朱淑芬依然用“奇迹”来形容这场官民互动。“这种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影响政府，然后真的有所改变的例子其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