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牛头角“示范屋邨”背后的官民交道（3）

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

“多谢你，553房，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2009年夏天，快将离开牛头角下邨时，何用摄像机把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拍了个遍，边拍老人边自言自语道。

不久后，何与老伴便和3100多户人家（此前有1000余户已先行迁至他处）一起，把家搬到了牛头角上邨。邻家的老太太，又与他们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楼房。

刚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时，何常常在家里“迷路”，心里想着去浴室，结果就进了厨房。那个他住了42年的家，原本小得“转个身就到床”。

可是很快，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贯的节奏。清晨，他先去相熟的酒楼吃点心、会茶友。紧接着的白天，他就在牛头角不同的社区中心参加活动。在新家的床头，他挂起了一本大日历，小方格里用红笔填满了日程：二四六学太极，一和五去电脑班，时常还得去帮忙筹办社区活动。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设施，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如指掌。就连整个新屋邨的结构与设计，他都如数家珍。“你看，从这里到半山，有11.5米，到山顶，就有15米了。”“这个屋邨一共有300多张长椅，每一张的材料都是环保胶。”

事实上，还在下邨等候搬迁那会儿，何与一群居民就参与了这个新屋邨的规划。

2002年夏天，“原邨安置”决策一出，房屋署的一群建筑师就开始规划位于牛头角上邨的新屋邨。

“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在一次居民会议上，有人提出。他喜欢到不同的公共屋邨闲逛，结果发现许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设施刚刚落成就出现问题，不停修修补补，“很扰民”。

对于向政府表达意见，大家此时已信心十足。“原来，愿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见，是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李达旋说。

一群居民纷纷提议，自己要“关注”新家的设计。对建筑规划一无所知的朱淑芬硬着头皮，再次协助居民联系房屋署，要求该部门向居民“阐述重建项目的规划和设计”。

不久之后，房屋署的建筑师王国兴真的抱着一大堆设计图纸，来到牛头角下邨，会见一群居民。“他们是用家，是以后真的要住在那儿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交代一下。”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说。

让王国兴没有料到的是，居民对新家的设计疑问繁多。

“晾衣服的地方怎么设计在抽油烟机旁边啊？这样我的衣服不是白洗了？”

“插头安在哪呢？不能太低啊，老人家够不着的。”

“我们的窗户不能做成落地的吗？那些私人楼都是落地窗户的。”

“楼外面不能多放些椅子吗？这样我们可以坐着聊天。”

居民们还给王国兴送上一本亲手制作的小书。在这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上，大家列出了他们利用周末一起去“逛屋邨”时发现的香港公屋的种种问题，还附上了自己拍摄的图片、搜集的数据，并一一写下具体的建议。

“如果你提的意见我们可以做到，做了之后又对居民更好，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本着这个“简单”的想法，房屋署的建筑小组采纳了许多居民的建议。

多年以后，前往牛头角上邨参观的赵路兴惊讶于这个廉租房群落细致的规划。他来自中国内地，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发现，房屋署的建筑师们甚至专门研究了季风对高楼的影响，以便让廉租房的通风效果更好。

“这是我们做高档房地产都不会考虑的。”赵路兴感慨。

在居民的提议之下，牛头角上邨还有着成熟的公共空间：整个屋邨添置了300多张长椅，方便居民休憩与闲聊。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热发烫，房屋署放弃了原来的不锈钢材料，采用居民提议的环保材料。山脚的大型广场上，按照居民提议，撑起了一个白色帐篷，方便社区举行大型聚会。

这也让赵路兴得到启发。“以前我们设计保障房，光想着房子里头怎么弄，没想到其实这些低收入住户，他们也需要户外空间，去互相交往。”

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那时候我们和房屋署，什么都可以商量。”坐在位于37层的新家之中，何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

听取居民意见后，房屋署在屋邨内增加了许多有利于老人的设施。从山脚到山顶，不锈钢扶手随处可见，方便年迈者扶着行走。每一条残疾人通道都宽敞平坦，可让两架轮椅同时通过。大楼之内，蓝色的指示牌映衬在涂着黄色油漆的墙面上，字体特大而清晰，方便老人在每一层20多个单元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家。

“他们是讲道理的，我们交流的模式，完全不是他们故意针对我们，我们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王国兴慢悠悠地比划着手势，回忆当年与居民的交流。他习惯用“互动”来形容这种交流。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我们不再去管设计到底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不是我们政府最想做的，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帮他们实现。”王国兴说。

在赵路兴看来，廉租房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内地城市相较之下“还有很大差距”。“他们的建筑师可以听到居民意见，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建筑师听不到。”

不过，在王国兴眼中，即便在香港，牛头角上邨的模式也“难以复制”。

“以前我们也有咨询公众意见，但那是单方面的，其实是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做好了，然后问大家觉得好不好。”王国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而房委会“原邨安置”的决策，给了房屋署一个契机，让政府“从零做起”，“和街坊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