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晋中市榆次区杜家山村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点的一个方圆不到1万平方米的小自然村,可能就湮灭在深山中了,人们只能在书本中了解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知青村”的往昔。
杜家山村,1966年12月,北京长辛店铁中高二女生蔡立坚在“红卫兵串联长征”时经过这里,有感于山区人民生活艰难,毅然决定留在此处当农民,她是我国知青史上第一位主动要求插队的红卫兵。此举经1968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后影响扩大至全国,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先声。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村的知青纷纷返城,杜家山村归于平静。上个世纪末,山村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杜家山村,就此消失在行政版图中。2009年8月,记者跟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小组,寻找这个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中十多年的村庄。
凭借一点线索寻找知青村
阎震,晋中市榆次区文物旅游局副局长。2009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级电话,要杜家山村的资料。对属地的文保单位,他了如指掌,但杜家山村这个名字还是让他思考了半天。
这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名,熟悉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听到的知青故事,了解“杜家山村”是北京知青蔡立坚上山下乡的地点,是全国知青运动的开端。陌生的是,“文革”后,这个地方一直没什么动静,听说也没人住了,具体在哪,村里还有什么,他拿不准。
近现代重大事件的见证地和遗址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一项重点内容,阎震经过精心准备,8月,他带上几名工作人员,准备上山寻找“杜家山村”。
文物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杜家山村名震神州时,他们还小,大家都说不出路线。榆次区文物旅游局有一个司机是西河村人,根据地图看,离杜家山村不远,但他并不知道杜家山村的具体位置。好在,总算有了点线索,阎震带着这个西河村的“向导”和几个工作人员上路了。根据方位,杜家山村离县城最多45公里。阎震本以为可以很快找到这个小村子,但上路后发现,这并非易事。
车开到西河村后,到处是齐腰高的灌木,道路已被灌木封死。曾经的“知青圣地”封在了大山之中,当地农民告诉阎震,这些年只有零星的几个村民放牧或者采药时到过山里面去,远远看到过那些知青住的窑洞,可具体怎么走,没人说得上来。
路上巧遇老知青
阎震和工作人员继续沿着老乡指的方向前行。车穿梭在灌木包围的小土路上,一个转弯,司机没看清路中的大石块,“咚”的一声,汽车抛锚了。车上的人都下来推车。这时,司机看到不远处有一座楼房好像有人住,大家赶紧跑过去寻求援助,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杜家山的“门”。
这是一个两层的小楼,一位老者正在擦拭墙上的照片。阎震一眼看到,墙上许多都是知青劳动时的老照片。阎震赶忙上前请教,老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就是杜家山村的老知青”。
老者叫周山湖,正是当年第一批来到杜家山村的知青,曾任杜家山村团支部书记,后成为山西省的著名作家,担任过《黄河》杂志主编,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的编剧。因他难忘杜家山村的青春岁月,在此买了座房子。这次,他正巧从北京回这里暂住。
在周山湖的带领下,两个小时后,他们走进了杜家山村。如今的杜家山村,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村口,只剩下几排石窑洞和整齐的砖排房。村口,有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蔡立坚,当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掏钱修的。碑后面的文字已经有些斑驳。“我是1968年10月10日正式到杜家山村落户的,当时,《人民日报》7月份发表了蔡立坚的事迹。我的一个同学8月份带我来杜家山村参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10天后,我就想和他们一样,来杜家山锻炼自己。”周山湖告诉阎震。
当时,周山湖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觉得这种与工农实际结合的路子值得去奋斗,于是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本,就来到了杜家山村。
就这样,知青们一批接着一批来了。原本只有5户16口人的杜家山村,很快,知青的数量就超过了本村人。当时蔡立坚任知青的大队书记,周山湖任团支部书记。在杜家山,年轻人不管之前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到了山上,主动放弃了斗争,大家以苦为乐。“那时我们自己搞生产竞赛、劳动比拼,知青们主动建立起团支部,恢复了例会制度,白天干活,晚上政治学习。”周山湖回忆道。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杜家山村已经住进了20多名知青。大家很自豪,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被主席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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