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第一知青村”：山西榆次杜家山（2）

青春献给杜家山村

很快，杜家山村就成了“知青运动”的典型，先期来到杜家山的知青们成了先驱者。首位来到杜家山的蔡立坚，在北京一所所中学轮流做报告。后来，这里又成为“知青村”典范，知青一批批多起来，北京、太原、榆次……最多时，这个只有1万平方米的小村子住进118名知青。

现在杜家山的村落遗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痕迹，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食堂、宿舍，平整了空地。村中现存1971年建的知青宿舍10间，1972年建的知青食堂11间，以及1976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窑8孔。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年久无人居住，一些窑洞已经坍塌。

当年这里是全榆次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温差大，能种的农作物只有可数的几样，而且产量不高。为了多打粮食，当时的知青早上6点上地，晚上6点下工。周山湖回忆，1968年年底的第一批20个知青，不到两年，就有一些人的身体出了问题，有的是关节炎，有的是腰腿方面的病，回去了。新的知青不断补充进来。

“革命”的激情不但支撑着人们疯狂地干活，还让人们对国家，对集体的爱完全超过了爱自己。知青们刚到杜家山的那几年，激情变得越来越盲目，怎么极端怎么做。送公粮，不管老百姓的粮食是多少，自己认为多送就是爱国，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交足公粮，甚至超额交。当地农民有意见，就觉得农民是落后思想。

当时的知青成了一个小社会，每个人学一门手艺服务其他人，有的学医，有的学艺、有的学木匠，有的学饲养。一天的农活结束，大家好像分好工一样，各自去帮附近村子的人。赤脚医生一个手电筒、一条狗，在附近几个村子走十几里山路为村民看病是常有的事。“就是那种特别纯洁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山湖说。也正是在与普通农民的朝夕相处中，知青们开始了反思。

交公粮，交了不够吃还得和国家要，但交的时候是新粮食，要回来的是陈粮，大家就觉得不能像以前那么交了；把多余的食用油都交出去，老乡们非常有意见，本来就是一天三顿粗粮，一点油水是最可怜的改善了，为此一些老乡甚至和知青们拍桌子怒喝，“你们都是国家有保证的人员，父母有办法有本事，由得你们胡闹。”而知青们实际体会了几天没油吃的日子，也对之前的想法和举动感到了后悔。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一起到来的成就感，也随着时间变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一来就是几十个参观者，没有地方住，就和原先住宿已经非常拥挤的知青们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次嘈杂的参观后，周山湖发现自己刚刚用一年的工分换到的60元钱不翼而飞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的知青全部返城。

准备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

阎震把“杜家山村”郑重地登记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名录中，山西省晋中市文物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知名的“第一知青村”，杜家山应当保护起来，他们准备申请其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家山村的旗帜人物蔡立坚，后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再后来在省委党校工作。1997年，因车祸去世，时年49岁。

1976年之后，每隔几年，周山湖就会和当年的知青相聚来到这里，回忆当年的事。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1997年蔡立坚去世后。周山湖和几个亲戚承包了杜家山附近的几个山头，他想开发这里，再造一个“杜家山”。

面对着杜家山村遗址的断壁颓垣，周山湖在墙角种下几颗豆子，他说明年来看的时候，应该可以收获了。杜家山留下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是一种年轻人的追求吧。不管结果如何，这种青春的理想弥足珍贵。

■专家点评

渠玉增晋中市文物局副局长

杜家山村，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自愿插队第一人蔡立坚的插队地址，又因全国各地知青相聚于此而成为全国知青的精神圣地。

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时间、知名度上，杜家山村都无愧于“中国第一知青村”的称号。它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是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