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曾连续执政71年（2）

二、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及其教训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指导原则的放弃，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是造成革命制度党下台的最主要因素。

1.放弃了党的指导思想，以“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取代“革命民族主义”，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

革命民族主义是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维护了党的团结，发展了民族经济，从而保住了自身长期执政的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在萨利纳斯执政（1988～1994年）时期，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必须实现“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从过去的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原则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放弃一贯的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在国际关系中要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针锋相对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本国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萨利纳斯采取了与美国“特殊接近”，并与北美实现一体化的政策。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退出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而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纵观1982年以来墨西哥历任总统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下一个政策演变轨迹：革命制度党一步步地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逐渐采纳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削弱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此同时，在美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技术官僚大量占据革命制度党的各级领导岗位。

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经济改革未能调和各阶层的物质利益需求，革命制度党渐渐失去了构成其主要基础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同时，党内的政治精英也出现了离心倾向，派系之争日趋严重。随着墨西哥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革命制度党内部主要分裂为两派。元老派被称为保守派，他们抱怨革命制度党的传统在丧失，对自己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受到侵蚀而不满。萨利纳斯则代表着受过西方教育的“改革派”，他们认为，随着墨西哥经济发展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开放同步。

为了重新树立革命制度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萨利纳斯及其继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萨利纳斯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的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1993年的修宪，使得反对党成员也能够担任参议员。塞迪略执政时，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1994年，他上台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修改选举法，废除了政府在选举中支持官方党的一贯作法，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联邦区长官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该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再由内政部管辖，而是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等等。显然，这些改革措施不利于危机之中的执政党，反而进一步打击了革命制度党的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为反对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2.在萨利纳斯的总统任期内，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

第一，大胆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是萨利纳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政策，而且主要是借助外国资本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墨西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开始于1983年。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是历届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制衡跨国公司的主要工具。私有化不仅是要提高私有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也是萨利纳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1989年至1992年5月间，私有化收入累计高达195亿美元，占GDP的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专题报告认为，墨西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化计划之一”。然而，这些私有化措施加剧了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状况。

第二，实行金融开放政策。80年代以前，根据1972年《投资法》，政府有权自由决定国家必须对哪些企业保持51%的所有权。萨利纳斯执政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法令，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权。此外，外资在汇出利润以及抽出资本方面也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1994年10月，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经纪人公司和保险公司进入墨西哥，这意味着墨西哥政府实施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准外国银行进入墨西哥金融业的禁令被废除。由于没有及时建立正规的信贷监督机构，金融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三，实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墨西哥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顶峰是美、加、墨三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协定的总目标是经过10～15年的努力，到2008年在成员国间取消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实行零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并且具体规定了在成员国间逐步消除关税和投资限制等的步骤和时间表。1994年元旦，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生效的第一天，南方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萨帕塔主义民族解放军的领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遗弃了印度安民族，是针对印第安人的《死刑判决书》，号召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使墨西哥社会长期潜伏着的矛盾暴露了出来，震撼了墨西哥乃至整个世界。恰帕斯动乱也使已经出现动荡和不稳定局面的墨西哥农村形势更加扑朔迷离，加剧了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危机。社会基础的动摇最终导致了革命制度党的失败。

总体而言，萨利纳斯所领导的这些改革，一方面使墨西哥完成了从传统的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特别是没有照顾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直接导致了革命制度党威信的急剧下降。据墨西哥官方统计，到20世纪末，贫困人口达4600万，占总人口的45%，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0%。社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使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社会贫困化现象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3.职团体系衰落，基层组织趋于瓦解。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原本很具特色，是由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个职业部门所构成。这三个部门实际上就是由相关的众多团体按层级序列所组成的。比如工人部就是由州一级的和全国一级的一系列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组成的。长期以来，拥有这三个职团体系的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墨西哥国内几个主要社会阶层实现联合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该党实现对这三个主要社会阶层进行整合与控制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使革命制度党成为超越各个阶级、协调整个社会利益的核心，也构成了墨西哥奇迹般地保持了70余年政治稳定的重要组织基础。

然而，由于长期执政，党内职团部门的一些领导人逐渐脱离了群众，只考虑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既得利益，官僚化倾向和贪污腐败行为日益严重。同时党和政府对各职团部门又不断加强控制，使其反映本行业成员利益要求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再加上政府后期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严重损害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致使党的职团体系的政治功能日益丧失，职团组织日渐衰落。建立在这一组织体系基础之上的革命制度党也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而反对派则寻找一切时机，利用革命制度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内的某些失误，乘势而起，最终导致后者在2000年大选中的败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上，坚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注重占领国内一切主要的政治思想空间，为党长期执政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该党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鲜明特色，却随着党内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逐渐淡化，特别是其思想理论的灵活性和求变性逐渐消失，忽视民众日益增长的“求变”心态。反对党正是抓住了革命制度党这一致命弱点，提出了“变革”的口号，围绕选民最为关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打出了“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社会安全与公正，无人凌驾法制之上”等口号取悦于民，从而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与认同。

（作者系拉美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