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美“政府创新”之比较（6）

从“中国奖”课题组所做的案例研究来看，中国政府创新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创新的动力不足。中国的政府创新许多是“第一把手”工程，由政府主要领导推动，如果主要领导对创新不感兴趣，各个政府部门就难以进行重要的政府创新。还有许多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缺乏主动的创新。其二，创新主体的可持续性不足。如果从创新项目的要素来衡量，大多数“中国奖”获奖项目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推广，但从项目主体的角度看，许多创新实践没有在当地继续存在，可持续程度很低。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地方主要官员的任期普遍较短，由于创新多是“一把手”工程，主要官员离任往往会现出“人走政息”的后果。这是许多优秀的创新项目在原发地不复存在，却在全国各地得以推广的主要原因。其三，许多优秀的创新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得不到巩固和推广。中国的决策机制至今仍是以部门决策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均缺乏综合性的决策机构，某个领域或行业的创新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其四，政府创新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色彩，不少创新带有“政治秀”的意味。其五，政府创新风险大。虽然政府创新更多带有工具理性，但毕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依然相当敏感。稍有疏忽，便可能犯“政治错误”，给主要领导带来风险。因此，不少政府官员对政府创新还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虽然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着上述诸多反差和区别，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相似之处。第一，政府创新在中美两国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政府行为的不满，政府创新仍然是两国紧迫的改革任务。第二，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都是公共服务。在“美国奖”的申报和获奖项目中，公共服务类项目是压倒性的多数，在“中国奖”的申报和获奖项目中，公共服务类项目已经占明显多数，而且数量还在日益增多。第三，所有获奖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模仿和推广，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第四，从申报项目的数量来看，两国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威胁。第五，许多优秀的创新项目没有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没有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甚至没有存在下去。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第六，民主治理在两国政府创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美国奖”获奖项目中，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的项目受到更多的重视，哈佛大学肯届迪学院还在“美国奖”之外，单独设立了另 一 个 重 大 项 目——“民 主 治 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在“中国奖”获奖项目中，民主治理一直是重点内容，每届获奖项目都有选举、协商和监督方面的先进案例。总之，通过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不同的政府行为。但是，即便是在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条件下，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不断地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美“政府创新”的共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创造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民主治理经验。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值得认真总结，并应当及时上升为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政务透明、公民教育、公众参与、应急管理、预算管理、公共安全、社会救助等许多方面，美国有不少政府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最后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政府创新是通向善政的重要途径，但它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有许多内在的局限性。对于国家的善治来说，政府创新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远非充分条件。政府创新只有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相结合，才能发挥其造福人民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