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军精英来华上课，武器不是最关心的（3）

相比武器装备，外训学员更关心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

哈比比说，来北京前，他听说在中国会遭遇三方面障碍：居民不说英语，有严厉的宗教政策，存在人身安全威胁。

而实际情况是：在街头很多人英语流利，穆斯林可以享受自己的宗教生活，“我可以放心妻子、孩子在深夜自己打车回来”。哈比比说，沙特国内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与他的实际体验“完全不一样”。

尤瑟夫则提起，他每天要做5次祈祷，“我们的祈祷不是在固定场合，也许在商场里，也许在大街上，当时就要跪倒祈祷。”他说，没有人对此过分好奇，“没有任何不方便”。

他用“舒服”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尤瑟夫有5个孩子，出门时经常受到陌生人的关照，“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和阿拉伯国家很相似”。

中国的国情、文化、国防和外交政策，都是外训学员的必修课。比如中国著名的新疆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受邀介绍“新疆和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在希，介绍“台湾问题和我对台方针政策”，等等。

田庆说，外训学员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十分感兴趣。他们并不关心某一种武器的性能，而是更关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

比如，虽然到美国学习可以了解最先进的军事知识，但是没有几个国家在装备水平上能与之比肩。与美军先进的“四代机”及其战略相比，“三代机”的使用乃至研发外训学员更感兴趣，因为那是更为实用有效的共同话题。

中外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

这一天的演习，外训学员一共编成6组，两两对抗。其中5组来自英语班，“少数民族”是俄语组。上午尤瑟夫的小组与对方几乎不分胜负，下午哈比比这一场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指挥风格。

本来作为“奇招”，哈比比指挥的红军在对方空域设置了一个“扫荡区”。没想到，开战后对方并没有遵守“防御—反击”的蓝军惯例，首先派出战机从战区东部越过“国境”，进行了超大范围的迂回。

虽然蓝军在场面上看起来占优，但红军的拦截非常有效，几乎在每一场拦截对抗中都能击落对方战机。“指挥官通过指令战机的高度、速度等使其在战斗中占据优势。”申晓青解释说，哈比比的指挥特色就是细致地跟踪战区内的每一架战机，发出详细指令。而中亚军官们的指挥风格更粗放、更有冒险精神，时常亮出“大手笔”。

继而，红军从战区西部越境，攻击敌方的地面目标。虽然胜负结果还需要计算机运算后显示，但当两组学员先后回到观摩大厅时，都获得了其他学员的热烈掌声。连申晓青也大呼精彩。

最后，双方指挥官还回答了其他学员的提问。申晓青说，亲身感受外军学员的这种对抗，对中国军官而言获益匪浅。

李勇认为，建立此类外训模式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充分利用学员资源，实现双赢。

2009年12月，在空军指挥学院学习的外军飞行员，与内训学员进行了模拟空战和战法研讨。中方学员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外方飞行员进行空战模拟对抗，此前对外方飞行员战术训练的了解全部来自资料和书本。

第二年，中国空军首次走出国门前往土耳其参加“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行前，外训系中曾经参加过“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的外训学员与参演中方飞行员座谈。“外方学员向中方飞行员介绍了在土演习的一般起降方法和交战评估规则，与我方习惯的训法有较大出入。”李勇说，外训学员的介绍对参演中方部队完成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在“全程合训”的模式下，中外学员的交流已成常态。“开始是外训学员单独编班上课，内训学员旁听；听了听，中方学员也想发言，最后干脆就一起讨论。”申晓青说。

中外学员的专门研讨范围比较广泛，有“南海问题对策研究”、“反恐反分裂作战中的空中力量使用”，也有“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三代机战法研究”等等。

在“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研讨会上，很多人要求有实战经验的哈比比多讲讲，“我也愿意提供我的经验，以后可以把我们这些有某方面经验的学员专门组织起来”。

尤瑟夫强调让外训学员融入内训学员的重要性。他说，明年也会有中国空军军官到阿联酋学习，他们也会融入阿联酋军人之中。

不过，无论如何，解放军对于他们来讲仍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不穿军装，也能看出他们是军人。他们令人尊敬。”尤瑟夫说。

空军指挥学院是一所中级指挥院校，担负着培养解放军空军中高级指挥军官的任务。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空军指挥学院前身为原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为空军学院，后被撤销，1973年重新组建时改名为空军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5月恢复空军学院名称，1986年6月更名为空军指挥学院。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上将兼任。

这所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培训空军师、旅、团职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技术指挥干部；培养团以上机关参谋人员；培养具有军事学硕士学位以及军事学博士学位的高层次教学、科研和指挥人才。同时，学院还从事空军军事理论研究，并为空军领导机关的决策发挥智囊作用。

在中国，军校主要分为指挥院校和各类专业技术院校。建院50多年来，空军指挥学院共为空军部队培养了4万多名指挥和参谋人才，其中有300多名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多数担负了师团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