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2）

在推动提前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他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高潮》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面了。(16) 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1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并要求以此作为中共八大的主题。(17)

毛泽东批评中央失职，国务院自然难脱其咎。周恩来当即在中央座谈会上做起检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周恩来多少有些自嘲地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8)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以后，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1月15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19)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20) 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无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首先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21)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者会议上作的报告——《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22) 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和“省”去制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倾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地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逼人的气息。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社论并肯定“写得很好”。(23)

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1956年就要完成1957年的指标，其他省、市随后跟进。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24) 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25) 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21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1967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0000亿斤），棉花1亿担，钢2400万吨，原煤3.3亿吨。与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3500亿斤，棉花增加4400万担，钢增加600万吨，原煤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26)

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额增长12.4％。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1倍以上。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其中建成项目455个；1956年初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分别追加到800个和500多个。于是，便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27)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对冒进的疑虑，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逐步形成的。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8)

毛泽东在当天会议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承认现在有些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但同时又指出，在全党，在目前，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他要求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应该是使事业促进”，否则“就丧失了它这个职能”。讲到最后，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中国人口多，地方大，现在又有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什么美国，那么一点东西，一万万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