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3）

这种情绪立即感染了这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会议伊始，代表们便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在1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李富春汇报了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和15年远景规划控制数字，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到1962年（二五计划期末），钢1200万吨，煤2.4亿吨，原油800万吨，发电量500亿度，化肥450万吨；到1967年，钢2400万吨，煤3.3亿吨，原油20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化肥1000万吨。(30) 这使周恩来开始感到不安。

首先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1956年初出现的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月13日，国家计委提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钢材75万吨、镀锌钢板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569台、钻探机1509台。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31)

1月30日，周恩来针对这股盲目热情发出了不同声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32)

2月6日，在出席政协常委第十七次会议时，周恩来又谈到，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同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33)

2月8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还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气氛，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4) 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在2月17日听取交通部汇报时刘少奇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35)

由于周恩来的坚决主张，全国计划会议开始考虑压缩计划指标。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李富春提出，在完成计划方面要均衡地发展，不要单纯地追求快。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需砍掉6％，从现在起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36) 会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要求对各项主要指标尽可能压缩下来，其中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37)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修订计划和纲要草案。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6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65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为1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19.7％和68.1％。(38)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规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分别增长到1471亿元、3114亿元、5469亿元，15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16.2％）。其中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到657亿元、1848亿元、3522亿元，15年共增长12倍，每年递增18.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23％）。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到4350亿斤、6400亿斤、9500亿斤，15年共增长1.9倍，每年递增7.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8.2％）。(39) 后来周恩来坦然承认，1956年2月召开的财政、计划会议就是“促退会议”。(40) 不过，从上引数字对比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资规模有所压缩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大。“促退”在这时还只是周恩来的愿望。

应该说，周恩来此时并没有直接对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方针提出质疑，1月30日的《政治报告》也没有从总体上抵制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这个报告毕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审阅的，而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言。《政治报告》回避了“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但在基调上依然主张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报告虽然提出要同时防止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和“盲目冒进的错误”，却并没有列举“盲目冒进”的具体事例，而是着重批评了“保守主义的潮流”。(41) 显然，周恩来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反右倾保守的方针提出异议，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的担心。

正因为反“右倾保守”风头正劲，2月的“促退会”并没有真正实现收缩。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1956年的计划指标再次修改为：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基建投资总额147.35亿元。对于这样的指标，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特别是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42) 2月24日、2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尽管经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协调，计划草案只是对个别指标作了象征性的压缩，与上年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惊人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能要求各部门平衡物资，挖掘潜力，节约材料。3月25日该草案由国务院下达全国。(43) 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