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4）

从2月到4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泽东由此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毛泽东从这里引申，却提出了在建设速度上也必须超过苏联的要求。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提出了一些“过急过快”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44) 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多少有些偏颇，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现实，处理复杂而又具体的任务。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如同周恩来所说，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45) 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显出短缺，结果使许多基建工程出现了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计划开工项目的20％。薄一波回忆说，那时，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产，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动。(46)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薄一波、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主张“降温”。薄一波说：年度计划不能和长远计划分开，现在各部门总想把长远计划完成的期限尽量往前赶，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应该使大家头脑冷下来。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材料的来源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赞成他们的意见，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47) 这又是一个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立的提法。

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指出，“1956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通知要求，全国投资总额仍维持147.3亿元的规模，并告诫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结合”，否则“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国务院还要求：“从现在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检查，进一步摸清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并作好准备工作，在今年5月下旬再把1956年度计划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标修正一次，使1956年度计划放在更积极和更可靠的基础上，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48)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9)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5月，周恩来亲自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50)

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太高，“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冒进少点”，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51) 这时，刘少奇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形势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计划“冒了”。由此，周恩来等人从担心和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提出了改变建设方针的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52)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53) 这个方针的提出，显然已有取代毛泽东既定的建设方针的倾向：反保守是顾全毛泽东的威信，反冒进才是实质所在。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削减仍然不切实际的1956年预算。周恩来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54) 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李先念在会上说，税收从1953年以来就没有完成，去年打了100亿，实收87亿：今年工商税要收102亿，“这么大的任务，很难完成”，“现在下马比年底再下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个预算“拿出去确实不好”。他说，去年基建完成80多亿，今年计划是147亿，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设不仅要有钱，而且必须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了。薄一波也主张有些基建“非下马不可”，“半路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55) 会议最后决定：1956年预算收入在原定303亿元中减少5.86亿元。支出在原定317亿元中减少10亿元。预算中基本建设用款控制数由147亿元减为140亿元，削减出来的7亿元列为预备费。(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