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缺点总是在追求力所不及的目标。力所不及,就只有靠“空城”大话唬人。当前美国的问题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美国的“空海一体战”也不能解决,而是要通过战略解决,而好的战略一定是有哲学的战略,当今美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哲学。像今天塔利班问题,美国并没有解决。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人民在与西方入侵者战斗。在历史上,谁赢得了人民,谁就必将赢得胜利。
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
东方早报:中国目前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但是随着中国国家利益边界的扩展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未来在该问题上是否会有松动?
张文木:在这方面,不能学西方,中国一定要走出一条新路。在海外,我们应发展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像这次索马里海域护航就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有些国家就给我们提供了补给和场所,这不是帝国主义意义上的“海外基地”。
“海外基地”概念本身就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在全世界扩张,未来世界肯定要建立在和谐关系之上,不和谐是不行的,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占世界,大家都分着吃一点,你才能更好。有一首歌的歌词说“没有你哪有我”,国际政治也是这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帝国多不亡于饥饿而是亡于过饱;今天美国的毛病是过饱撑出来的,而不是饿出来的。
美国建那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就是为了独占,结果做不好就会把自己拖垮。至少在30年之内,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在于实现祖国统一,甚至50年,100年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像中国古代的做法——经营亚洲,地区性守成。
中国的海权肯定是“有限海权”。海权走得太远,就需要更多的海外基地,这样就会造成资源消耗大于摄入,并由此导致国力快速衰退。美国、英国是“无限海权”,这是由他们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他们的国家完全裸露在海上,没遮没掩,这样就必须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得远远的。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中国五千年来可以保留这么大的版图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坚持地区性守成,没有向全世界扩张;与此相反,匈奴人和蒙古人曾向世界扩张,结果他们的帝国都非常短命。所以未来我们要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遵照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我们说的“和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既然没有以全世界为目标,在“海外基地”方面就应该有新思路。所谓新思路就是应该通过友好、互利的方式,取得相互尊重的合作,如果不够互利,人家不愿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再等等,不要去强求,强求就需要更大更多的资源,强求的事多了我们就会力所不及,结果会拖垮国家。与英美国家不同,我们的目标不是全世界,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些。
至于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如果中国把自己和把亚洲经营好,中国也就有了威信。国家有“威”,在国际上才有“信”,所以只要中国自己强盛,在外部世界就有影响力;你自己垮了、分裂了,那人家就要欺负你。比如在这次的利比亚冲突之前,中国先将自己的企业和员工撤回来,以后不管是谁执政,最后他们都要来中国谈判,要中国企业重新返回利比亚,这样我们就有力量保护中国企业和员工在利比亚的利益与安全。我们正在探索与西方不同的路子来保护国家海外利益。
东方早报:中国目前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缅甸皎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孟加拉国吉大港也参与了修建当地的港口,被印度和西方视为“珍珠链 ”计划,这是为了未来建立海外基地打下基础么?
张文木:我不了解这些事的细节,如果是这样,我想这些应该还是合作关系。巴基斯坦邀请中国参与港口修建就是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良好的关系,并非有意建立“海外基地”,没有人家同意,这个所谓的“基地”是不可能保存的。
东方早报:我们也注意到,合作的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能源线上,未来中国海军是不是要保卫这条线上的中国的能源安全?
张文木:在海上运输线问题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有些人对此过于夸大了,把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水平上了。日本对国际能源确实是绝对依赖,中国则没有到这个程度,如果在和平情况下,我们对海上能源补给线的压力真不像美国和日本那么大,中国还可以通过西部陆上管道和俄罗斯的石油管道来满足石油需要,这些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听说从缅甸到云南的管道也正在修建,尤其是从新疆过来的这条石油管道线更有保障,西方不可能把我们陆上所有的管道都掐死,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要多些建设性,少些夸张性。
我们要突破、超越马汉理论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海权”理论,我们也注意到,自海权理论创始人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已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泛地将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海权”这个概念呢?
张文木:近代的法权理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在国际法上,海权是为主权服务的,主权就是包含“权利”(right)的含义。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带有“right”的海权,不带有“right”的海权那是制海权,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国家组织就没有海权,但有制海权,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讨论海权的必要,台湾有的只是“制海权”(sea power)。
所以,从海权的角度来说,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的权利,依据海洋法赋予的权利,这是法定的权力,而制海权不是法定权力,只是实现海权的一种手段。制海权可以叫“sea power”,海权则是“sea right”,如果把“power”上升到“right”,那就没有节制了。
“Right”带有现代意义上相互尊重的意思,有这样的理论,国际社会交往就会节制许多。如果只讲“power”的话,那就是丛林世界。
东方早报:以前,马汉被当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布道者”,如今,中国战略家时常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引用马汉对制海权的定义来强调“海权对中国的价值”。你如何看待这一理论?
张文木:我们需要的是对马汉的海权学说扬弃性的学习。我曾经也欣赏过他的理论,后来发现它与被压迫民族的经验相脱离。我们要从列宁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视角,结合中国的经验对其加以突破和超越。我认为,马汉“海权”理论的优点在于用世界视野审视一国的发展,有全球眼光,与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比如“武经七书”比较,这是马汉学说的优点。但他的缺点在于没有是非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力量的运用不加节制,后来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都有这个缺点。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让这些无节制的战略学说拖得疲惫不堪,甚至可说是“狼狈不堪”。
鉴于此,我们应突破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权利(right)的意识融入海权理论,这样的海权理论便有了节制意识。。我刚接触马汉理论时,也没有想到“power”概念的缺陷,但后来我想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属于列宁说的“被压迫民族”,只讲“power”显然对中国的未来是不够和不利的,我们应从主权权利理论中的“自卫权”的角度考虑海权理论。我们应当把海权中的权利和权力分开,由此必然要把海权和制海权分开。马汉是把这二者混在一起。当时美国是处于帝国主义竞争阶段,他没有更多地考虑别的因素。
东方早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海权”具有哪些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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