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所走的道路。国内确实有些人想回到那条路上去。他们把当前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扩大、诚信缺失和消极腐败等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改革开放,产生怀旧情绪。那是一个什么时期?当时我们受苏联僵化保守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影响比较深,后来甚至发展到比苏联还“左”的地步。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物资极度亏乏,搞了20多年,大家还普遍吃不饱饭,怎么都说不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那时为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渗透,闭关锁国比苏联还厉害。从1949到1978这30年间,中国8亿多人口中,有出国经历的仅28万人,每年首次出国的平均不到1万人,主要是外交、外贸和留学人员,去的也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因私出国的极少。因为那时谁家有海外关系,比地富出身还糟糕:不能当兵、不能去保密厂,上大学也不能录取到重要专业。有海外关系的人讲都不敢讲,更别说申请出国探亲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复出,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后,到当年曾勤工俭学的法国访问,他亲自看到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封闭导致的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差距的急剧扩大。
为什么小平同志不开口则已,开口就一针见血、字字千钧?一是得益于他的宽阔的眼界和阅历,二是得益于他高度求实的态度。记得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完成年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中央机关也搭起很多小高炉,北京城里到处点火冒烟。连宋庆龄也要响应党的号召在自己院子里盘个土高炉。对炼出来的那些铁不是铁、渣不是渣的东西,当时谁都不敢说什么。但当中直机关的干部敲锣打鼓,给中央领导送红喜报时,邓小平却冷冷地说了一句:“我16岁就到法国的钢铁厂当工人,这些哪能叫钢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对外开放”要成为国策。现在每年出国的中国人和入境的外国人加起来过亿。中国海外留学生已居全球之冠,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大批留学生归国创业,成为很多高科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国内外有人鼓吹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其实,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和本国实际分不开的。就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互相照搬的关系。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搞得是君主立宪制,不久前的女王登基纪念日和威廉王子大婚,还是举国欢庆的节日。而法国大革命,则一反英国的做法,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实行激进共和制,弄得英国组织“反法联盟”武装干涉;而晚一些立国的美国,则既不照搬英国、也不照搬法国,实行了与英法都不同的联邦制。这不奇怪,各国都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我们并不否定和贬低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选择。
十八大报告提出“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同样,西方国家也不应把自己那一套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即使偏见很深的西方政治家,也没有人提出,在中国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因此,全盘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邪路。
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原地踏步也不行。有人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30多年前我们启动改革时,大家都“光着脚”,都是“无产阶级”,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相对容易统一思想。小岗村18户偷偷搞大包干为什么能成功?就因为温饱都成了问题,已经没有后路。还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也觉得对不起跟着自己打天下的人民,形成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群体。任仲夷已经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但人们说他一身是胆;还有启动了蛇口招商局改革的袁庚,面对各种非议掷地有声地说,大不了“我回秦城监狱去”。而万里面对反对“大包干”的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你别把我的独木桥也砍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气魄?
现在情况不同了。从老百姓看,大家都穿上“鞋”了。不管是“布鞋”、“皮鞋”,总之没有“光脚的”了,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有产阶级”。而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也已越来越小了,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分化,使有些改革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陷于两难境地。特别是有些可以说穿上了“进口名牌鞋”的领导干部,认为现在已很不错了,更容易产生改革惰性。因此,报告中谈到的“四大危险”中“精神懈怠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我们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条什么路呢? 十八大报告也作了明确回答。胡锦涛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哪些新的历史特点?他提出要坚持“八个必须”: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个主要特征,这八条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我们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要走正路的具体内容。
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个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讲的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锦涛同志说,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讲的就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问题。这里有个一字之差,就是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把“建设”改成“建成”。表明我们对实现目标更有信心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这部分最重要的是一个抢抓、五个要求。
“一个抢抓”,就是要充分认识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国外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根据就是中国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长率下降,特别今年第三季度已下降到7.4%,于是又提出“中国奇迹终结论”。其实西方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但就是唱不衰。应该怎样看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接连上演,全球经济低迷、外需明显减弱,对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冲击的确很大。今年广交会客商数量和交易额双双下降10%就是个证明。但危机中也有机会。美欧国家经济困难长期化,老百姓收入减少,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虽然直接外贸额下降了,但这些年很多企业执行中央“走出去”方针,对非洲、拉美的投资步伐不断加快。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达600多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19.7倍,必然直接拉动设备、物资和劳动力输出。因此总体上看是有退有进。增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为转变发展方式、防止通货膨胀而主动调控。大家都知道,基数越大,增长难度越大。10年前我国GDP总量只有10万亿元,增长10%也就新增1万亿元。现在我国GDP总量接近50万亿元,增长8%就将近4万亿元。而且增长越快越久,积累的矛盾会越突出。需要留出调整空间。如同一个人不能只拼命朝前跑,有时也得喘口气,调整一下呼吸,才能跑得更远。因此,报告把目标定为10年翻番,就是把增长速度下降到7.3%左右。今后我国将进入“中速增长时代”。但和其他国家比,速度仍然很高。美国今年的增速只有2%,跑得比较快的印度是6%。而他们发展不平衡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我国适当减速进行调整,实际上已经见效。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还有,2010年以来,我国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农民收入增速普遍超过东部,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出现了区域、城乡差距缩小的可喜现象。
有专家说,随着“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外资企业正加速流出中国,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但实际调查,这一趋势并不明显。因为投资者不仅要看劳动力价格是否便宜,还要考虑交通基础设施怎么样,运输是否方便,电力能否保证,还有上下游的产业配套在当地能不能实现?特别是本地的销售市场有多大,还有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怎么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形成的这些优势,恰恰是最不好替代的。
还有,2011年我国城镇化刚达到51%。要达到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要增长30%。而农民转为市民,收入和消费至少增加3倍,还意味着消费观念更新和消费结构升级,这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持久不衰的强劲动力。因此,胡锦涛说,我们一定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并提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报告提出的“五个要求”第一条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人均收入翻番是第一次提出。当然,这个收入翻番要剔除价格因素,也不是每人收入都翻番。因为还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GDP翻番和收入翻番绑在一起很有意义。过去重积累、轻消费,居民收入长期落后于GDP增长。而今后如果仅有前一个翻番,没有后一个翻番,考核就不算达标。这种指标导向,可以促使各级政府更加注重增加居民收入。
其他要求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实就是五大建设的目标,并相应提出“五个加快”的改革发展要求。尤其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者是什么关系?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获得很深刻的理解。这部分提出了五项任务。
第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国企不但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还有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安排就业、维护国家安全等政治责任。要承担很多其他性质企业不愿或不能,也没有义务承担的角色。据专家考证,1950年至1990年,航空工业部总共得到130亿元的国家投资,生产出大批飞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装备了我军。而在同等性能条件下,这些武器如果以国际市场价格从外国购买,需要花2600亿元人民币,即为投资的20倍,还不一定买得到。这还不包括建设了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形成了庞大的固定资产,解决了近百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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