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2）

(二)社会阶层构成新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党长期执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了多方面、持久的影响，反映在党群关系上尤为突出。

1.社会分化条件下的阶层成员价值取向更加多元，我们党能否获得广泛持久的政治认同面临考验。受改革开放、阶层分化带来的多种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成员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对党执政的期望值更高，其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更加复杂多元。如：新的社会阶层趋向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崇尚竞争和效率，表现出极强的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城乡失业者、半失业者等群体，则留恋传统计划经济的价值理念，更多主张人人均等、社会公平;知识分子作为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阶层，逐渐打破了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极力推崇“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经过相互激荡碰撞后变得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感到党的价值目标与其价值取向难以高度一致时，就会对执政党的价值目标认同或信仰发生动摇，甚至产生怀疑。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便捷渠道宣扬和传播其价值观念，直接导致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产生怀疑、困惑，并通过网络媒体将负面情绪、思潮扩大化。因此，能否获得各阶层成员广泛持久的政治认同，就成为决定党群关系好坏和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2.工农阶层地位下降，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尤显重要。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生存发展、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的根本条件。当前，工农阶层仍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且承担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要成本，作出了巨大牺牲，目前正处于固化和弱势状态，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处境更不乐观。因而这两个阶层的不少群众普遍存在社会挫折感较强、主人翁意识淡化、缺乏认同感等问题。调查中发现，过去国有企业的工人常常因企业改制，总是存在“替谁工作”、“为谁奉献”的困惑;不少80后、90后的年轻工人认为自己就是“打工挣钱”，经济利益成为主要价值取向。如何做好这两个阶层的群众工作，既是稳固党的阶级基础的需要，也是做好其他阶层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规模的扩大，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表达政治诉求的愿望日益强烈。因此，将新的社会阶层置于并凝聚在自己的执政基础范畴之内，就成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3.阶层界限日益模糊，社会成员流动频繁，以户籍、身份、隶属为主的群众管理模式受到挑战。过去，群众在比较固定的单位、区域和时空活动，有相对明确的主管单位或组织及身份，比较容易管理。现在，社会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人员流动频繁并且身份复杂多变，阶层界限不断模糊，传统的群众工作覆盖网络捉襟见肘，有的“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有的“家在乡里，人在城里，干在厂里，住在巷里(出租房)”。如：新的社会阶层常常游离于“体制”之外;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在区域和行业间频繁流动;一大批原来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机构无明确主管等等。对此，就需要我们党着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群众工作网络和管理模式。

4.以利益诉求为主的群众问题和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叠加频发，群众工作难度更加凸现。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已由传统的思想工作、简单的资料分配和纠纷化解延伸到了解利益要求、协调利益冲突、比较复杂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内涵更加丰富，领域不断拓宽，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高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导致预防和处置各阶层群众问题的难度不断加大：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物质利益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交织;教育、物价、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与个人具体诉求叠加;不同群体和个体往往都从各自的利益要求出发，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以及涉法涉诉等突出问题，稍不注意就会激化升级等等。这些，都对我们党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

5.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日益突出，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的任务紧迫而又艰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必然导致各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此消彼长，以各自利益摩擦为核心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人人有需求，个个有要求”，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利益诉求显性化和碎片化更加明显。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党如何代表群众利益，兼顾具体利益，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虽然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阶层、群体、地域、成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何缩小差距，让各阶层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挑战。

6.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和社会公平正义愿景迅速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策略、方式、机制都亟待改进。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话语权、自主权急速膨胀，过去那种对党和政府完全信任服从的现象不复存在，对权威和体制的依赖性、依附性大大减弱，“发财不靠你，吃穿不求你，一有问题就找你，稍不满意就闹你”，基层组织可控功能弱化与群众极强的独立自主形成了鲜明对立。各阶层群众不再乐意处于被说教、被指挥的地位，而是希望平等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不再满足于既得的物质利益，更加注重享有各项政治权利;不再纠结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人人享有“国民待遇”等等。在对“个人最重要的需求”问卷调查中，认为是“政治信仰”、“物质利益”、“民主权利”、“精神生活”的分别占27%、19%、24%、26%。对此，我们党就要把扩大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方略，更加注重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群众意愿相一致，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配套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7.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主体不断增多，需要更加注重整合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力量。随着社会群体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单位、村(居)委会等传统组织对公民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解决群众诉求的能力也相对削弱，加之普遍存在权责主体不清、诉求渠道不畅、问责处理不力等情况，群众一遇到问题往往会直接找政府，“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政府该管的事;你错，他错，谁有错，都是干部应担的错”，“不找企业找政府，政府不管堵公路”，群众问题往往集中投射于各级政府和官员。有的习惯于进行社会“自组织”，以集体上访、静坐、网上发帖、微博直播等，以求得社会广泛关注来施压于问题的解决，常常引来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同样对自身境遇不满的群众参与，极易导致事态扩大化。同乡会、商会等各类非规范性、非政府类组织团体，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和维护团体利益的愿望更加强烈。问卷调查显示，有37%的认为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及其他组织和自己关系最密切。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党不仅要充分发挥党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更要通过嵌入、吸纳、参与、整合等方式，使各类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成为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