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3）

二、新时期党加强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的基本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新时期党加强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的基本经验

问卷调查表明，各阶层群众对党群关系总体状况比较肯定，认为当前党群关系“很好”和“较好”的占到50%;60%的调查对象对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很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积极顺应社会不同阶层群众的新期待，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党与各阶层群众的血肉联系。

1.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制定并坚持代表各阶层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总是把代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惠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重大发展战略。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国家扶贫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着力解决因改革和利益关系调整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搞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实现、维护和发展了各阶层群众的根本利益。问卷调查显示，对中央政策落实“非常满意”和“满意”的达63%。

2.始终坚持抓好发展，千方百计改善民生。新时期，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宏观调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连续多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为做好群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兼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探索建立健全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着眼“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我们党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国家用于民生设施、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逐年增长，受惠的群体不断扩大。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就学、就业、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正在通过集中治理、加大立法、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健全机制等办法进行解决。我们党高度重视民生及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得到各阶层群众的普遍认可。

3.始终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注重加强与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密切联系。新的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从理论政策转化为实践形态。无论是贯彻落实改革和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还是战胜“非典”、“5·12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成功举办2008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胜利。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进工厂、下矿井、到学校、入农家，带头深入群众特别是经常到“老少边穷”地方看望困难群众。在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危急关头，中央领导同志总是身处第一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风，带动全党大兴亲民爱民之风，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问卷调查中，认为“非常信任”和“信任”的占到52%。

4.始终坚持继承创新，积极拓宽党联系各阶层群众的渠道。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既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又积极探索总结新的群众工作方法。比如，在畅通民意方面，充分发挥人大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关注民生的主渠道作用。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反映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经常听取各类群众团体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健全信访制度，构建了遍布全国各地、覆盖各个阶层群众的信访网络。一些地方通过开通热线电话，公开领导干部电话，建立领导信访接待日，开展市、县委书记及公检法长大接访活动，组织大规模的“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听民声、接地气活动等形式，更加广泛地听取、解决各阶层群众的意愿和诉求。高度重视运用信息技术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如建立党建网站、网页;开通网上举报，运用网络征求民意，开设官方与群众交流互动的网上留言、论坛、意见箱、微博等联系通道;利用手机群发技术，向群众传递党的信息;等等。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普遍推行党务、政务、厂务、村务公开，依法推进村民、居民自治，探索将海选、直选、“两推一选”、“公推竞选”等干部选拔方式延伸到乡镇一级。在做群众工作方面，把教育引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成效更加明显。

5.始终坚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巩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为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党群关系建设环境的新变化，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并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提升各级党员干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着力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在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的力度，注重整合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党内教育活动，并始终把群众路线教育和干部作风建设贯穿每次教育活动始终。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作风要求，大力倡导“两个务必”，着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和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二)新时期党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众联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在调研中，很多同志谈到，在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不仅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特别突出。这些问题，往往表现为一种群众问题、群众诉求或群众情绪，但反映的却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国际、国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党群双方自身原因;既有党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与群众需求失衡，改革发展中的负面效应不断消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调研中，很多同志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现在经济发展加快了，民生投入加大了，做群众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了，但群众总不满意，不少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此，不少同志认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目中有数，胸中无人”，在GDP第一的发展导向下，群众创造、群众情绪、群众意愿、群众利益常常被置之度外，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负面效应，直接影响群众对我们党一系列改革政策及发展成就的认同;另一方面，群众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更加期待社会资源共有、发展机会均等、上升通道畅达、地位认同平等，这种物质、政治、文化多重需求又因阶层利益取向而各有侧重。在此种情况下，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民生投入空前，但群众的满意度并没有因此而提升，反而因自身利益难以满足以及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保障不力、就业困难等问题滋生出不满情绪。调研中各地反映最普遍的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够和发展不好，一些地方基层财力有限，民生欠账太多，“入托难、上大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和就业、社会保障、养老、安全饮水、交通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群众对此意见很大。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单一，破坏生态环境、低水平重复建设、大搞“土地财政”抬高房价、劳民伤财式的开发建设等问题层出不穷;以追求地方形象、自身政绩、政府利益为目的强拆强征、“GDP”大跃进、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等现象客观存在，这些都时刻挑战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底线，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在关于“密切党群关系，党和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的问卷调查中，有26%的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收入”;36%的认为要“改善民生”。

2.现行分配方式与共同富裕道路相悖，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调查发现，公共资源占有及社会财富分配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群体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许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者长期处于失衡、疑惑和焦虑状态，对党的不满情绪积累蔓延。对此，很多同志认为，阶层利益之争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杜绝利益冲突，正常的贫富差距也可以理解，但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冲突矛盾进一步加剧。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22%的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党和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1378名调查对象中有587人认为当前党群矛盾与“收入差距过大”有关。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标准。调研中群众普遍希望“藏富于民”，各级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中低收入者应从高速增长的GDP中得到更多实惠。不少同志反映，分配不公有时更多地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很多政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如户籍、入学、医疗、保险等政策，就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融入;还有的政策把国家利益部门化，把社会财富倾向既得利益群体。很多同志谈到，石油、电力等国有垄断企业，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但实际是“涨价接轨、降价不接轨”。有的同志直言，国企高管一年年薪6千万，普通工人一月600元，如此差距咋不让人心寒!同时，频频爆出的天价酒、高价烟、公款游及官员花天酒地等问题，更让这种现实收入差距转化成为一种强烈的思想情绪对立。还有的同志反映，中央的一些惠民政策常常被基层截留、贪污，“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中央下大雨，省里下小雨，县里毛毛雨，村庄太阳照”，群众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中央是‘善人’，省市是‘好人’，县乡是‘恶人’，村(社区)是‘仇人’。”党和政府的形象、公信力大打折扣。问卷调查中，有高达40%的认为“中央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

3.民主法治滞后导致公平正义缺失，群众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感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社会越多元，对民主法治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就越强。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但调查发现，群众反映诉求陷入“信访不信法”、“信网络不信干部”的怪圈，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基层同志反映最突出、最难办的就是群众上访问题。不管是何种矛盾，群众都把信访当作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和行为，由此导致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及时处置并积压。同时，因时间长、费用高“打不起官司”和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打不赢官司”等因素的影响，更加剧了“不信法”的程度。“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不找县，不找乡，要找就找党中央”，有的一有问题直接赴京上访甚至是“非访”。在信访考核体制高压之下，法治环境尚不健全的当今阶段，基层不惜花钱买“平安”，花钱买“和谐”，最终导致了“信访不信法”愈发加剧，上访闹事现象更加频繁发生，甚至催生出“上访专业户”。有的群众把网络发帖作为表达诉求或不满的主要渠道，由此引发出系列网络群体事件，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关键是民主协商、科学决策，但一些地方民主决策和权力制约普遍缺失，政府或部门决策比较盲目或草率，有的政策严重偏离群众意愿，或是政府、部门利益至上;或是顾此失彼，“富人叫好，穷人叫苦”。有的干部长官意识积习难改，被群众称之为“决策拍脑袋、表态拍巴掌、许诺拍胸脯、搞砸了拍屁股(走人)”的“四拍”干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一句话就决定一条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行为。在对“本地党委政府作决策征求意见情况”的问卷调查中，39%的认为“偶尔征求多数群众意见”或“只征求少数人意见”。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政府部门的基本准则，但调研中反映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或干部公权滥用、与民争利，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除动用警力、城管之外，甚至是默许或借助黑恶势力强拆强征，经常酿成群体性维权事件。司法部门同样存在权大于法、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突出问题，让一些诉求无果的群众长叹“公理何在”。公权滥用、“权力暴力”、“权力通吃”和“潜规则”等现象的长期存在，让群众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公平感长期缺失，不满情绪日益积累，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诉求对象以跳楼、自焚、服毒、爆炸等极端方式对抗不公平、不合理的恶性事件，再经迅速广泛传播，不断被复制效仿，冲突事件常常被放大成一种社会不满情绪，更加剧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4.向上通道不畅加剧阶层对立，“仇官”、“仇富”情绪常常转化为党群干群矛盾。调查发现，当今社会“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更加突出，不少民众总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官员富人常常被“坏人”、被“恶人”，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充分反映了群众“仇官”、“仇富”心态不断加剧。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是群众对难以向“上”流动不满情绪的集中反映。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减少阶层对立和矛盾的“润滑剂”。但在调研中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反响最强烈的莫过于打破了“出身论”，让很多人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现今虽然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但是公平、公正与合理性却受到挑战。很多人反映：过去平民或农家子弟可以通过发奋读书、考上大学、参加工作，来改变家境，如今却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费用大幅攀升，导致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岗职工、无业居民的子女因高额学费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寒门难再出贵子”。从“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从“欺实马”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到“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撞人案;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大学生举报“官二代”被警方跨省拘捕等事件中不难看出，现今年轻人的上升进步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一些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成为“潜规则”，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拼搏不如拼爹”、“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的无奈，其中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由于正常的社会流动受制于背景、权力、关系、“潜规则”等制约，阶层之间的壁垒不断加深，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对立骤然加剧。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和放大利益，千方百计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出现了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资本与官员相互勾结聚敛财富，权贵市场经济和既得利益集团更加强势，社会分化异变和畸形发展的倾向;处于弱势的群体则抱怨社会不公，并且这种不公平感在长期无处宣泄的情况下，常常被转嫁到政府或官员身上，就使党群干群矛盾最容易产生并被放大。

5.群众工作手段与社会分化、利益多元、高度信息化新形势不相适应，科学、有效、配套的群众工作体系尚未形成。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和群众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都还不完全适应，干群联系渠道不畅，干群矛盾依然凸现。对1378名调查对象的问卷显示，有457人认为“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导致产生干群矛盾;有851人认为“干部缺少与群众交流沟通、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因素。过去，社会群体之间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群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多更广，一些局部的小冲突很容易被传播并迅速感染放大成一种社会情绪。面对新的情况，由于缺乏有序的引导管理和及时的回应、公开、问责机制，一方面是任由臆断甚至是虚假信息肆意传播;一方面是官方反应迟缓、遮遮掩掩、真相如“雾里看花”，甚至是出现错误压制、打击、跨省拘捕发帖人等突出问题。调查发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不够科学、有效、配套，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预见性不强，哪里出了窟窿就往哪里堵，常常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组织凡事包办代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导致一切社会矛盾都演化为党群矛盾。因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部门和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矛盾拖、躲或是“踢皮球”，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对“本单位党员干部遇到群众利益受损时怎么做”的问卷调查中，有23%的认为干部常常是“想办法躲开矛盾，不管不问”或是“不了了之”。群众工作导向偏差，如评价群众工作没有注重对群众幸福指数的考察，常常是把群众上访、突发事件的多少作为评价群众工作的主要指标。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依然落后：“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式的思想工作方法仍然被广泛运用。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解决具体事务上，更多还是“为民作主”，不敢或不善于“让民作主”。问卷调查中，有31%的认为自己应当享受的民主权利“大部分得到尊重”，有18%的认为“少部分或没有得到尊重”。对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众，更多地是送温暖以解燃眉之急，没有从总体上思考如何让困难群体有更多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

6.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现行社会组织架构及管理水平难以承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的重负。当前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矛盾凸现期的特殊阶段，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带来的农民失地问题，因企业改革而引发的工人下岗问题，因分配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因腐败现象带来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心理认同问题，还有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等等。这些新问题和矛盾，使本来就点多、面广、线长的群众工作更加艰巨和复杂。同时，这些问题往往具有普遍性，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存利益，容易激起人们的对抗心理并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这种社会分化中的社会断裂和利益冲突，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不够，社会管理体制陈旧，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和可控机制尚未建立，常常陷入“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蛮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境地，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无序状态。调研中，不少同志认为，应着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没有“小”、社会没有“大”，特别是社会组织尚不健全，社会工作人才数量少、薪酬低、队伍不稳定，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重视不够，社会管理已成为和谐社会系统要素中最突出的“短板”。

7.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依然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原因。调节利益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降低矛盾冲突，是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但调查发现，受体制机制、观念方法、自身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基层组织功能弱化，不少同志反映基层组织责大权小、人少事多、钱少开支大，常常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调研中了解到：不少党员干部对群众地位、作用和关系的正确认识仅仅停留于口头上，内心深处仍然把群众当成局外人、被领导者，甚至把爱出头、爱找事、不听“话”的群众称之为“刁民”、“钉子户”。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工作的理解片面，有的认为做群众工作就是做思想工作，送温暖，扶贫帮困，多下基层;有的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用人民币解决”，只要加大民生投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少人反映，干部依然存在深入群众不够的问题，特别是干部“走读”成为一种常态，有的干部生活圈几乎与老百姓绝缘，被基层群众称之为沉湎于“会上、网上、车上”的“三上”干部，用“键对键”代替“面对面”，用“线连线”代替“情连情”，用“空对空”代替“实打实”。这些干部常常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调研中发现，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及作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最不满意。对1378名调查对象的问卷显示，593人认为“干部贪污腐败、作风败坏”是当前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原因;388人认为“干部作风差，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产生干群矛盾的主要问题;在对当前干部队伍存在最突出问题的问卷调查中，认为是“脱离群众”、“作风差”、“服务群众意识不强”的分别占17%、18%、42%。干部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与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失业压力增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等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就使许多矛盾更容易激化，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