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解决之道（2）

挑战之四：农业污染触目惊心。2008年初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动员了57万人、普查了近600万个污染源，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是“大户”，成为水环境的主要破坏者。

农业污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源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其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

此次的普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污染一直都是与工业密切相关的。农业环境污染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不仅已经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还将长期影响着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挑战之五：“未富先肥”现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大国——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底层百姓的巨肥问题，而这个巨肥又是美国的速生产业链所带来的。

你到美国中部地区去看一看，就会看到那里的底层人民的体型，真的是吓死人。美国片面追求生产率，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鸡、猪都是在短期内迅速被催肥的，人们长期食用之后，也迅速被催肥，呈现肉坨化现象。问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美国整体的肥胖人口已达60%以上，每年因此而带来的医疗成本有2000多亿美元。

我国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递增，呈现“未富先肥”现象，“将军肚”成一奇观。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瘦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中国肥胖的流行趋势持续增长，如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增长迅速。

据第四次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两者相加已超过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估计人数分别为2.0亿和6000多万，10年间中国成人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

近5年来，我国城市儿童肥胖增长率是160％，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是400％。根据超重和肥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将很快赶上西方国家。肥胖率飚升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西方国家已在下大力气进行治理，但我国肥胖现象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与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

顶层设计应该从关注粮食安全到食品安全。我国有13亿人口，所以食物安全问题，也就是如何让百姓吃饱，往往遮挡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让百姓吃饱的问题，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推行包产到户时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功劳谁也抢不走，应该归到小平头上。我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生大的饥荒事件，说明了吃饱问题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近十多年来，全国百姓的最大需求是：如何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食物。然而，各种反复出现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深恶痛绝。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位置，与食物安全同等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让相关部门重视起来。

目前，两者的地位相差太大，食物安全是巨人，食品安全是小矮人。这一鲜明反差，导致许多重要资源只流到食物安全生产渠道中去，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措施，使得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

监督体制存在漏洞。在我国食品安全上，目前看似许多部门在管，但其实是谁都不全管，缝隙太大，扯皮太多。出现了问题，就让一些部门专家鼓吹食品安全合格率怎么高，没问题，是小事，让公众大跌眼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都一身二任，基本上很难把食品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应该把目前分散在农业、工商、质检、卫生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上来，就如成立环保部，把相关环境监管责任整合到一个部门，成立专业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专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半截子产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公司加农户解决不了内在矛盾。近年来，中国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愈演愈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致命缺陷。

由于，有近6亿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需要供养，然而，2亿多小农又远离城市，于是公司+农户这种产业化模式，成为小生产大市场的生产方式选择。这种产业化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农产品特有的“盲点商品”属性，即从外观很难看出质量高低，导致公司与农户之间缺乏信任，公司一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原材料，而没有谈判力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只能以量取胜。于是，他们往牛奶中，恶意添加水再加三聚氰胺；往猪饲料中，加瘦肉精；往水果蔬菜中，多打农药等现象就不断地发生。

中国甚至还出现了农民“一家两制”的现象，即农民自己吃的与用来出售的农产品分别生产，自己吃的是安全的，用来出售的是低质的。

流通模式的缺陷：从田头到餐桌距离漫长。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有着过多的环节，包括生产、加工、储存和分销等中间环节，这样致使对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商户的农产品质量，基本上无法监控，不可追溯。

国际安全型农业发展经验

意大利的“农校对接”办法。意大利规定，中小学的午餐必须在学校吃，而且必须吃有机食品。从市场上采购有机食品不靠谱，容易出现假货，所以意大利采取“农校对接”的办法，也就是说由学校对周边的一些农民进行招标，中标的农民要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标准，以及学校每天的采购量来进行生产，每天学校的采购车统一来农场采购。一个农场仅靠给学校直供菜蔬等，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学校对这些中标的农民会不定期地派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标准，就会被取消直供资格。所以，农场都是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严格要求种植。

意大利人对有机农业很狂热，他们号称整个国家的食品，80%以上都应该是有机农业，他们对于大规模的依靠机械化、靠化肥、农药来生产的“美式生产”很不屑，总之欧洲人对美式工业化农业都很歧视。

丹麦为何成为全球猪肉出口大国？丹麦是个小国，但在猪肉出口上却是大国。2009年，丹麦的猪肉产量约160万吨，其中90%用于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猪肉出口国，出口到140多个国家。丹麦并没有学习美国模式，搞速生肉，而是追求动物福利，追求养殖、质量、食品安全与可追溯性，这也是丹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的原因。

在不使用抗生素情况下，丹麦养猪业开始重视猪生长环境及卫生问题，通过改善猪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了猪的自身免疫力，达到抵抗疫病目的。还通过给猪洗澡、保暖、住单间，完善科学饲养体系，对小猪进行全方位的照料等，使得丹麦养猪业不依赖抗生素。随着经验的积累，照料猪还变成一门学问，培养幸福猪是他们的目标。

规模养殖模式正在被美国人抛弃：美国的“吃草牛肉”运动。美国人也开始反思工业化农业的代价。一个回归传统的运动正在美国兴起，回到过去吃草的牛肉时代，重塑“吃草的牛肉”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中产阶级认同度极高。在一般的超市，吃草的牛肉、有机奶的价格比起那些速成牛肉、激素奶价格要高出不少。这个市场区分的结果，让美国人单从外形上就可看出阶级属性：中产阶级收入高、健康意识强，承受能力强，可以买得起吃草的牛肉与有机奶，而低收入百姓只能跟着价格走，什么便宜买什么。这种购买习惯长此以往的结果，使美国人从体形上就可区分出所属阶级，那些巨肥巨胖，基本上是社会低层百姓，因为吃了太多的速生垃圾食品。而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收入高、健康意识强，体型基本上正常。

另外，美国消费者组织很发达，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抵制活动，对违法企业进行制约，保证了美国的食品安全。

韩国的小农是如何生产出安全食品的？有人认为，中国有着2亿多小农户，数量太多，不可能监管，所以提供安全的食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韩国也是小农，土地也有限，为什么韩国的食品能够安全呢？近年来，我国蔬菜、小杂粮价格屡现暴涨暴跌，韩国就很少出现这样的现象。韩国的小农必须要加入农协，农协可以在城市办超市，这样农协就把分散的小农联合了起来。从田头到餐桌都有农协的组织。每天城里需要多少就种多少，基本上不会出现不好卖的问题，更不会出现暴涨暴跌的乱象。韩国农民在村庄生产的蔬菜，会立马被送到农田附近设立的加工厂，加工厂的工人都穿着消毒服，进行加工分捡，然后经过冷链和配送系统运到全国各地。农协在全国设了很多的超市，这样农民的产品就通过农协的加工厂，进入全国各地。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安全有问题，就找到农协，农协承担着所有的责任。从田野到餐桌都是由农协在运作实施。

我国农民缺乏组织，已有的农民专业协会，比较松散，规模小，为农民的服务意识也差，因此农民缺乏对这个组织的信任。农民们现在种什么，大多只能凭着媒体上的新闻，缺乏有效可靠的信息。看到价格高的，大家就一窝蜂而上，没有后续保障，有时往往损失惨重。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有效的供需平台，也缺乏有效的产后贮藏、加工等服务，所以才反复出现农产品暴涨暴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