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换届仍可汲取更多营养

中国式换届已初显党内有序竞争和权力平稳交接的态势

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式换届有着自身固有的特质。

一是中国式换届是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实行党内领导干部的轮替和交接。在西方国家多党竞争的体制下，政府换届往往是通过不同党派领导人的公开竞选来进行的，无论是在政党之间轮流坐庄还是在同一政党内交接，完全取决于政治市场中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政党更迭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政府换届主要是在中共内部进行。

二是中国式换届已初显党内有序竞争和权力平稳交接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长期的探索和磨合，中国式换届已开始呈现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基于领导者的知识、经验、能力和年龄等因素，至少提前一届就做好未来交接班的准备，让未来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提早进入到当下的领导班子，以便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西方国家的职业政治家通常缺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更多地是走议会选举的通道。

三是中国式换届既重视未来核心领导人选拔，更重视未来领导集体的构建。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从抽象变得具体，从模糊变得清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靠的是领导集体。虽然这个集体有班长，但其权力和职责有限，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一般必须要通过这个领导集体来协商和讨论通过。以往的抽象和模糊，现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有操作性。

四是中国式换届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更具有延续性。由于是一党执政，更由于未来领导人提早进入现任领导班子，因此中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延续性方面有着西方国家政党难以企及的优势。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只是单一的竞选工具，除选举期之外，政党的运作通常是一盘散沙。虽然各政党也有自己的基本政策主张和执政纲领，但由于为选举而生，经常受利益集团和部分选民的绑架，所以一般也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

让明规则破除政府换届的模糊和不确定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第二次实现了中央层面权力的平稳交接，尤其是这次换届，更体现出很多延续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说明我们这种换届方式已显现出自身的特色：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竞选模式，也不同于以往照搬前苏联做法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式换届仍处在一种模糊和不太确定的状态。

其一，中国式换届仍缺乏有效的明示规则。虽然中国式换届日渐成型，但目前仍处在一种不确定、不明示的状态下，很多做法往往由以往惯例、内部规定或者前任领导的示范效应等来决定。比如，未来接班人的选定到底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政府主要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届，但是否退下来之后还可以再到党委、人大或政协任职?某一层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限制到底有没有明确规定?坊间传说的“七上八下”的规定，为何不能明示于公众?这些规定即便有，很多也是内部规定或者是萧规曹随，总体上处在一种“潜规则”的状态下，而没有变成可以明示的明规则。

其二，现有的领导干部培养方式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在西方国家担任政治领导职务，通常不强调逐级晋升，只要通过党内推荐和政治选举，以前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专门规定。而我国的领导干部培养和选拔方式通常需要在体制内逐级晋升，而且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多岗位、多层级的交流轮换，以增加干部从政的经验和阅历，同时我们还有年龄方面的限制。这种既要逐级上台阶又要干部年轻化的做法，无疑会造成干部晋升过程中的“小步快走”或在某一阶段突然蹿升的现象。那么，这种选拔方式是否存在着与我们现行的《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法律法规中有“例外条款”。但是如果经常出现这种“例外条款”，那法律的尊严又如何体现?

其三，换届期间对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工作延续性会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不实行西方国家政治家和业务类公务员“两官分途”的做法，而且我们是中央集权，干部管理全国一盘棋，因此每到各级政府换届之时，都会带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干部晋升、轮换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实行先地方后中央的换届时间表，往往是地方刚换完届，中央又开始换届，通常需要上调地方的干部，地方因此又要进行调整。有人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先从下往上捋一遍，再从上往下捋一遍”。因此，在这种“上下来回捋”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很多单位的领导为仕途而忙于奔波，很多工作也处在“等一等”、“看一看”的停滞状态。

中国式道路并不是排斥古代、排斥西方

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时期，出现上述问题应该说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使业已形成的好经验难以有效延续，也会使一些矛盾逐步积累引发社会质疑，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遭遇危机。因此，中国式换届的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首先，中国式换届需要进一步法治化和制度化。中国式换届虽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模式，也尚未达到西方国家政府换届的成熟度，但基本做法已日渐成型。因此，其中许多被社会各界认可的东西，应该及时拿出来交由社会各界来充分讨论，并由立法机关适时进行立法。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传承，才能保证这些经验和做法得以明示出来、继承下去，使潜规则真正变成明规则。同时，明确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程序也是对政府换届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最大公平体现。切忌以“不成熟”为理由，长期保留自由裁量的空间;或者以保密为借口，秘而不宣、宣而不尊、尊而不行。事实上，政府换届的法治化和制度化也正是中国式换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次，中国式换届需要研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当前，中国式换届仍遭遇许多难点问题。这些问题高层领导和组织部门高度重视，需要理论界深入研究，并允许和鼓励社会各界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比如，如何在为未来国家领导人打造多层级、多岗位锻炼渠道的同时，又要保证地方领导任期制的稳定以及地方发展战略有效延续;如何在保证干部年轻化的同时，又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扎扎实实干出成绩，而不是热衷于短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如何在换届期间大规模调整干部的同时，又要保证干部队伍的心态稳定、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

再次，中国式换届仍需要进一步从古今中外汲取更多的营养。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换届方式也学了西方国家的不少经验。比如，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主要领导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届、实行党内提名和投票、逐步引入差额选举等。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吸收和传承了很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因素，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比如，对接班人的长期培养、多岗位锻炼和层层选拔，以保证未来领导人有充分的经验储备;对未来接班人的选定主要由前任领导集体来操作，以避免当下领导人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并对当下领导人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等等。中国式换届必须要走中国式道路，但中国式道路并不是排斥古代、排斥西方。正如我们的改革开放道路充分吸收了西方和中国前人的经验，中国式换届也需要进一步做到对古今中外的兼容并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