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观点从"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中返璞归真（3）

其三，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所赋还是由领导机关所授？

这个问题与上述“工具论”密切联系，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作了发挥，指出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是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在这里，马、恩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重要观点，并强调这是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之一。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1968年在《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其后，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再重申这一点，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

首先是认为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是上级机关给的，而不是人民群众给的。即使对于选举产生的职位，也认为其实是领导决定的，而不是选票决定的。殊不知领导机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权由领导机关所授，实质还是由人民群众所赋。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只对领导感恩，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感恩，不对群众负责。毛泽东曾指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也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一些同志把这一“出发点”忘记了或者扭曲了，把这种“一致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了。有些公职人员甚至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发出了“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听党的还是听群众的？”之类的“雷”言“雷”语，可谓荒谬绝伦。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慎用权力，为民用权。刘少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过：“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今一些干部一味追求“政绩”，动辄凭权力拍板，沽名钓誉不惜劳民伤财搞这样那样的“形象工程”；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哲学，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正是权力观扭曲变质的突出表现，刘少奇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而其根子，就是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被抛弃了，丢失了。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一直讲，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世界观和权力观的问题。”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权为民所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恪守对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的原则。

其四，群众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还是靠领导者包办恩赐？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歌词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唯物史观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具有内在的伟大力量，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毛泽东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只有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确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并不是否定先锋队的作用。但正如刘少奇在《论党》中所说，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他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这一观点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设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时，不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仅凭某些领导者的臆断或少数“智囊人物”的主张定夺出台，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未能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还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举凡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许多弊端，广受质疑和诟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在工作中尤其是在谋发展中，往往只从“出政绩”和“树形象”出发，而不考虑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原则，草率地作出决策。某些所谓“听证会”其实也是徒具形式，不起实质性作用。有的地方甚至用行政手段强制在城镇中建这建那，在农村中强制种这种那，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

三是在取得改革发展成果和工作业绩时沾沾自喜，归功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不是把办了好事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和应尽义务，而是看作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恩赐，似乎人民群众应当感恩戴德、歌功颂德。如此等等，说到底是自视为“英雄好汉”，可以包打天下，而看不见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把党员干部放在仅仅是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