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官简政”促成中国社会体制机制第二次“脱壳”（2）

如上所述，要实现强企（增强企业竞争力）兴科（科教文事业自主发展、兴旺发达）的目标，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体制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这个“总病根”问题在以前的改革中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就是要深入到“总病根”，涉及到“如何划分职权范围”；“全面”就是要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涉及到如何把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及其相应的权力、资源连同责任交给“企业、事业、社会单位”。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而采取的精简机关、充实基层的一项重要政策。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人有关“精兵简政”的提案，曾引起争议。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随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

当时的“精兵简政”，实际上是“精‘官’简政”，精简的是党、政、军、民组织机构及其脱产人员，充实连队及其战斗人员，主要不是减“兵”，而是减“官”和“僚”。使一部分“官”和“僚”转变为“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实行这一政策后，部队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实际上起到了“强军”的作用。减少脱产人员，使更多的人成为自食其力的生产者，增加社会财富；同时，部队和机关还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际上起到了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精官简政”的结果，起到了“强军兴产（生产）”的作用。

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十分类似。要改变行政权力过大、掌握资源过多、官僚队伍过盛，使企业竞争力不强、科教难以振兴的局面，就必须再一次实行“精官简政”的政策。只有“精官简政”，才能“强企兴科”。只不过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这一次“精官简政”的程度要更深、范围要更广。所谓程度更深，就是要涉及到权力和资源的配置，把公有制经济与公共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应当拥有的权力、资源连同责任由党政部门转移到企业、事业单位；同时要涉及到机制的转变，企业的发展以资本（包括公有资本）权力及其运营为中心，科教文事业发展以学术权力及其创新为中心，不再受行政权力的支配和干扰。与此相适应，党政机关的权力、资源、职能和人员将要大大缩减，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变权力型为责任型、管理型为服务型，党政官员不能再靠权势推动工作，而要以能力胜任工作。所谓范围更广，就是由于机制的转变，“精官简政“也涉及到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性级别、行政性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裁减，这些人员要从“官”或“僚”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家、教育家、科技专家、教授、艺术家、文学家、等等，或者成为在第一线工作的白领工人、教师、研究人员、创作人员，甚至成为普通工作人员、蓝领工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