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为民、务实、清廉，健全党的群众路线（2）

（二）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

现在我们再来看，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大家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以后，我们党夺取了政权，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召开了党执政以后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是党的八大。党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路线面临新情况。这个很正常，过去是革命时期，现在建设时期，我们党不是革命党，是执政党了。群众路线当然会有新的情况。

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发展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就敏锐地抓住了这种变化，他指出，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群众路线又碰到了两个严重的情况。一个是官僚主义。为什么说官僚主义更严重呢？我们原来是革命党，革命党时期也有官僚主义，但是毕竟当时，我们这个到处被人家围剿的党很危险，手头也没有多少领导权。所以那个时候有官僚主义，但是不像我们现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权力所有是我们来掌握的。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会更严重一些。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这里所讲的官僚主义，实际上也包含了过去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第二个情况就是宗派主义。这个宗派主义我们今天可能听得比较少，但是分析起来还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这个功劳当然是属于我们的。可是不要翘尾巴，觉得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功劳。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不要以为跟他们没关系，瞧不起他们，自己摆资格，搞自己的小圈子。除了八个民主党派以外，还有民主进步人士，无党派人士，还有非党派群众，我们党千万不能自以为是，认为我就是一个小圈子。（觉得）我不需要人家，也不跟人家来往，甚至瞧不起人家。所以这就叫宗派主义，这个也会助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所以邓小平在八大上对群众路线碰到的两个严重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发展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我们如何在实践当中去采取更好的方式去贯彻群众路线，做了很多的思考。他主要总结和推出了两个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很好的实践形式。

第一个形式，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讲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大家知道，这就是当年的鞍钢，鞍山钢铁公司所创造的一种走群众路线的生动形式。什么叫“两参一改三结合”呢？“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毛泽东把鞍钢这种经验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且赋予“鞍钢宪法”的伟大称号。

这里我要说一下，这里“鞍钢宪法”，这个宪法不是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毛泽东是认为鞍钢这个做法非常好，所以给予高度的肯定，就像宪法这样伟大。这个“鞍钢宪法”，就是我们坚定地依靠工人群众、走群众路线的这样一个体现。

这个“鞍钢宪法”是跟当时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苏联有一个“马钢宪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也有一套管理企业的办法。这个“马钢宪法”，它是搞“一长制”，什么叫做“一长制”？工厂的厂长说了算，厂长和底下各级干部来管理工厂，说了算，所以这个叫“一长制”。所以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跟“马钢宪法”是对立的。

我讲到这里，可能大家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讲“鞍钢宪法”？那个东西不过时了吗？所以我今天要说明，“鞍钢宪法”当然有过时的地方，过时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片面的政治第一、政治挂帅，这是不对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要讲。但是“鞍钢宪法”的一些基本精神，又没有过时，而且还在大量得到应用。

这不是我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恰恰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说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院是非常著名的，他们创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的理念。托马斯教授怎么说？说我这一套理论是跟“两参一改三结合”分不开的，我吸收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精华，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倡把工人群众也吸收到管理当中来，这是团队合作的精髓，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关键。

我们再来看，日本的管理学家怎么说，他们也肯定“鞍钢宪法”好的地方，说“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什么叫“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是美国，也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模式。“福特主义”讲，在企业管理当中，从高层做到决策，然后一层一层的要执行有力，这是垂直的领导。大家想一想，工厂管理要没有这个垂直的领导，那真的是不行。“福特主义”是纵向地讲，从上到下一层层要有领导，要有命令，要有服从。日本学者认为光有这样搞企业还不行，只有纵向的，还要有横向的。所以“福特主义”只是讲纵向的，还是不完整。这就进入了“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就讲横向的，就是所有我们这个团队，都可以参加管理。我们“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不就体现了一个团队精神吗？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所以日本的“丰田管理模式”，也搞全面质量管理，也搞这个团队精神，它认为日本从“两参一改三结合”当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要把自己的好东西给忘了，人家都还在肯定，我们自己反而不讲了，所以我们认为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鞍钢宪法”当中有贯彻群众路线好的地方，我们自己不要妄自菲薄，把它否定了。

第二个方式，就是克服“五多五少”。这就讲到我们农村这一块。刚才讲了，“鞍钢宪法”是工业的。在农村这一块，毛泽东就抓住了当时山东省历城县。今天这个历城县没有了，变成了济南的一个区，历城区。当年的历城县也发现在县机关当中有“五多五少”，这“五多五少”就是“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这“五多五少”，今天认真想一想，我们现实当中也还存在着。

毛泽东认为这个材料总结得很好，那么历城县怎么克服“五多五少”呢？他们也有方法，也有办法。所以毛泽东就说，怎么克服这“五多五少”？大家看历城的经验，那么历城什么经验呢？历城的经验叫“三同五包”。

“三同”，就是要跟农民（当时叫社员，因为当时我们叫农民公社员），就是要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今天我们很熟悉的，因为“三同”我们今天还提倡要搞。

“五包”是什么呢？就是干部要包一个生产队（当时叫生产队，或者说某一个大队），对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的生活安排、社队的经营管理，都要把它包了，要把它包好。强调我们的干部不是一般的联系群众，要有一个负责的地方。

这“三同五包”就是毛泽东在农业方面推出的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形式。毛泽东对“三同”的措施特别肯定，也把它推广到工业这一块来。这里面还有一个事，就是1965年的时候，当时的我们第八机械部的部长（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管理基本上是按照行业、按专业的，所以当时我们国家工业机械部比较多，一共有八个机械部，分得比较细），这个第八机械部是专门搞农业机械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农机部，陈正仁就是农机部部长。当时他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蹲了三个月，很有体会。回来以后，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们一些老干部，在有了政权之后，很容易脱离群众，而且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单位变成自己有钱来为所欲为的地方。

所以他很担忧，很担心。毛泽东看到这封信以后非常重视，专门做了批示。他说怎么克服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干部要去搞“三同”，要到工人当中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会打掉一身的官气。这里还是要说，毛泽东又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他认为如果不搞“三同”的话，我们的干部迟早有一天会被工人阶级当成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打倒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也有创新，不但形式上总结了推出了两个实现形式，在理论上也进一步做出了思考。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做了讲话。在讲话当中，他把我们党的根本的制度——民主集中制，跟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了。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就讲，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个要先民主，然后第二句话是什么？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群众路线的两个过程，民主基础上集中，就是从群众中来；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到群众中去。

所以我说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就是把民主集中制跟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了，说明它们本身是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文化大革命对群众路线的错误发展

在这个时期，因为包括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群众路线）问题，这也使得我们在群众路线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我们的群众路线沿着好的方面有发展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走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左的极端的方面来，以至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大家注意一下，文化大革命不是别的，它就是号称搞群众运动、贯彻群众路线，就是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群众路线变成了什么？群众斗群众，特别是群众斗领导。我们的群众路线变成了整人、打倒人的手段。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变得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遭到批斗的。什么叫批斗？就是批判你，斗争你。我们说批判还没什么，你批判就批判了，还要斗争，斗争就很残酷了，甚至是肉体上打击人家。

所以文化大革命虽然名义上打着直接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旗号，实际上背离了正确的轨道。它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那么就使我们这个群众路线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严重的挫折。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时期。

（三）改革开放时期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个论断

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群众路线又有新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拨乱反正，在不长的篇幅里面，它对群众路线做出了三个重要的论断。

首先第一个论断，就是群众路线要恢复，要发扬。

    第二个论断，就是强调新时期搞群众路线，重点就在发展民主。这个公报讲得很清楚，我讲一下，公报里面讲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意思。因为我们总结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一个人能说得算了。如果大家讨论一下，少数服从多数，说不定我们就不同意搞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们没有民主集中制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失误。所以三中全会讲了，我们发展群众路线，就要把重点放在民主上，而过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实行好，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我们新时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期，需要强调民主。

第三个论断，就是发展群众路线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这就说明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够把群众路线扔了。可能大家现在有点怀疑，（觉得）群众路线是过去的老传统，今天什么时代了，你还讲，还搞老的东西，不一定要搞了。不对。因为我们很早就说了，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这既是我们的老传统、传家宝，又是我们的新武器。只要是共产党，只要是共产党搞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就不能够把群众路线扔掉，而且这也是我们保证完成总任务的一个根本的保障。这就是三中全会做出来的三个论断。

《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等党的文件

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我们党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因为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本人、甚至对毛泽东思想都有很多议论，认识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党要搞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把这些基本的问题讲清楚。在《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中，我们就在三中全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又高度肯定了群众路线的地位。

《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重要的方面，把它称为“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只讲这三点呢？而且还包括了群众路线。这就说明群众路线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地位是别的思想所不可比拟的。

从1981年以后，30年过去了。在30年当中，我们党又不断地对群众路线做出了发展。这里面我稍微提一下。比如说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就涉及到专门来论述群众路线的问题。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主要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除了这两个专门的决定，我们还有很多的文件、意见、办法。特别是还有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有涉及到群众路线的论述。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对群众路线的六大发展

当然了，我今天不可能把这30年非常详细地讲出来，下面我想把这30年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主要是在六个方面得到发展。

第一，强调我们现在要密切群众，要克服消极腐败。这个非常重要。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有腐败。但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有腐败，可以说不那么严重，因为说不好听一点，你可能条件也不具备呀。那时我们共产党有多少资源呢？我们到底又掌握了多少权力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到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说不好听点，按照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掌握的东西太多了，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所以我们要坚决克服这种消极腐败。

第二，重要的是干部问题，我们选拔干部，要走群众路线。选拔干部，在用人上少数人说了算，不按照群众的意见、群众的看法来选拔好的干部，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党提出来，一定要注意，选拔干部要走群众路线。

第三，党的领导干部在新的形势下，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饥渴，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第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保持跟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能够若即若离，甚至跟群众走不到一块了。

第五，我们做好群众工作，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大家想一想，群众突出的问题，你不闻不问，你不去解决，能叫你贯彻的群众路线吗？那些最突出的，你不去解决，你还能说你贯彻群众路线吗？

第六，就是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大家很清楚了，首先要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不能浮在上面了，或者搞那种走马观花看虚假的。还有要简化、改进会风，减少会议，然后文风方面也要改进。还有包括警卫工作，出去以后，不要搞得到处警车开道、打横幅、鲜花、地毯，不要这样搞。我们各单位都在贯彻，而且还要更细化，制订更多的这样具体的规定。以上就是我们30年来的“六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