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式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4）

（四）多元互动与政治输入。一旦网民群体针对特定事件或议题形成了某种集体认同感，它们就可以发出相对一致的声音，从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影响现实政治运行。但它作用于政治系统的方式不是直接的、线性的，而是通过多元互动的方式实现的。（1）网络媒体与新闻媒体的互动。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网络媒体和新闻媒体之间主要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一方面，不仅网络媒体所提供的材料需要传统媒体进一步核实，网民的诉求需要后者进行提炼，网络的力量需要后者进一步动员和整合，而且整个网民群体的行动策略可能都是由传统媒体精心设计。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行动也需要网络媒体的声援，特别是在媒体的采访和报道行为还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于地方政府的条件下，来自网络舆论的支持可以化解很多阻力。（2）网络媒体与政府的互动。随着信息发布的时效性推进到“秒”时代，政府开始利用网络媒体直接互动，以确保其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主导权。但是在网络集体政治行动中，网络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话语对接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隔阂不仅使官民沟通困难，而且容易导致更多的误解。（3）新闻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在网络集体政治行动中，如果上级媒体对下级政府“发难”，下级政府一般会进行辩解式回应，但也不排除上级政府考虑到地区政治影响而向新闻媒体提出“告诫”；而同级媒体向本级政府“发难”时，可能会面临来自后者的压力，例外的情况则是，新闻媒体通过某些途径获得网络媒体的支持。（4）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互动。在网络集体政治行动中，上下级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的上下级政府间可能形成“同盟”关系，也可能上级政府积极响应媒体诉求，对下级政府采取行动。

实际上，这种多元互动中的“多元”可以分为两个阵营：政治输入阵营和政治决策阵营。网民、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之间尽管很难高度一致，但它们的共同立场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也时时可见，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决策。在两个阵营互动和博弈中，网民群体的政治诉求得以输入政治系统。

（五）议题的延伸与分蘖。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任何一次网络集体政治行动都会择机进入下一次行动，这是它的特殊之处。进入“下一次”的途径有三条：一是议题的延伸，是指同一个或同一类议题顺势向深处推进，以实现上一次网络集体政治行动未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如从唐慧案到任建宇劳改案，一步步将“是否应该废除劳改制度”的网络讨论引向深入。二是议题的分蘖，是指从已经引发网络集体政治行动的特定事件或议题中，发掘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材料，从而引发以其他议题为中心的新一轮网络集体政治行动，如2012年陕西“微笑局长”事件演变为陕西“表哥”事件。三是作为素材、参照物、经验或教训渗透到下一次行动。另外，网民或网民群体在网络集体政治行动中所获得的知识、素材、经验和教训都会深刻影响以后的行动。由此可见，网络集体政治行动既是潮涌式的，也是连续的，并将作为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长期存在。

五、围观式政治参与的意义与局限

作为一种新的参政形式，围观式政治参与的兴起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有利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大量案例表明，围观式政治参与可以突破“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的反腐困境。在围观式参政中每一个网民都是一个移动的监控器，他们可将权力运行的细节记录、研读，并通过网络共享拼接出权力运行的全息图像，从而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掌握权力腐败的某些证据，网民群体可能掀起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突破重重阻力，推动有关部门及时查处腐败案件。其二，有利于推进决策民主化进程。围观式政治参与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弥补现实政治运行中政治输入不足，或偏重于“内输入”[7]的缺陷，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其三，有利于融洽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围观式政治参与的兴起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架起了一座连心桥，通过频繁互动，执政党不仅可以倾听民声、整合民意，使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而且能够集中民智、汇聚民力，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尽管围观式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局限性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其一，从参政主体的角度看，围观式政治参与中的公民容易陷入极端自由主义的陷阱。这是因为政治参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民隐匿包括政治身份在内的一切身份标志可能意味着“豁免义务”和“逃避责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失衡。其二，从参政过程的角度看，围观式政治参与由于缺乏组织机构的领导、协调，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机制约束，它总是以“无定形”的状态出现，这使得政府难以建构起结构化的处置程序，从而不得不以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来应对，这将大大增加行政成本。其三，从政治输入的角度看，围观式参政输入和试图输入政治体系的不一定是民意。围观式参政由于缺乏程序的保障，它向政治系统输入的“舆情”反映的可能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科学性。

注释：

[1] 胡泳《网聚效应与围观政治》，载于2010年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2] 参见彭兰《中国新媒体传播学研究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211页。

[3] 张雷《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4] 邱建新《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5][6] ［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第91页。

[7] 参见朱光磊、张政国《从“内输入”到“民主决策”——关于“群众路线”的现代政治学分析》，载于《南开政治学评论》（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92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