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3）

三

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6]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

早在1947年初，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中就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他说：“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他还指出，这种软化趋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这个新的俄国政府“将容许在俄国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凯南提出的这种软化和演变苏联的思想，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1953年初，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继承和发展了凯南的思想，他在国会证词中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他在解释所谓“和平解放”战略时说：“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这就露骨而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自此之后，美国历届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小布什等等，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还是里根的“遏制战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究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杜勒斯还表达了进行和平演变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毛泽东当年就指出：帝国主义又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他们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通过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通过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错误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无限夸大，来实现他们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活动，企图搞乱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甚至不择手段地引导青年走向堕落，以达到他们瓦解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和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可算是下了大本钱，他们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加以引导，而且也包括物质引诱。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这种人是自觉地充当西方反共势力的鹰犬。

由上可见，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如同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深刻的外因和内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它的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尼·伊·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国悲剧》中写道：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对这一惨痛历史进行回顾时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这些话，有如那已经逝去的历史在痛苦地诉说，警示着后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1。

[2]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M].北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137。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8。

[4]列宁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5]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52。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6－127。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