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探讨（6）

1.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许多海外学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被新时期的领导人反复强调必须长期坚持。海外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人民的富强和民主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最终统一创造了条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俄国学者A.B.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指令式管理’模式的批判并未导致对过去和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否定。中国人巧妙地保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其中的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不适用于确立政权合法性的新程序，这也为维护改革动力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在保持政权连续性的前提下，并没有怀疑过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而是保留了在未来逐渐进行改革的可能性。”[20(p50)

毛泽东时代为一个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改革后的成就，正是由于毛泽东时期众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才使当代领导人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施拉姆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当代领导人正在继续进行毛在1949年最初取得成功之后没能进行下去的‘中国化’运动”。[21](p50)

2.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曾出现一些偏差，但“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毛泽东时期所取得成就基础之上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国际政策是不借贷，资金不外逃，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工业基础，这使邓小平很容易地重返国际市场而不用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农村和小城镇发展得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基础在于“文革”期间的小工业政策。“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发展策略的结果。”[8](p308)

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用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法国著名学者马思乐认为，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速度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基地比比利时的工业基地还小，但在毛泽东执政晚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个工业生产国之一了。

美国著名学者迈斯纳也认为，无论人们将对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但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就和高积累，使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了迅速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3.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坚持和发展

多数海外学者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区别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结论。

中国政策的连续性获得多数海外学者的好评。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还代表集体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具有持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由于相同的原因，我愿意在这里表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为解读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22](p155)

有的海外学者还比较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同邓小平的思想相比较，两者有一点未作丝毫的改变，那就是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也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俄罗斯学者叶列娜·波多利科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23](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