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探讨

（原题：国外学者论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拓）

毛泽东是炎黄子孙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1](pi)更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学”已成为海外学者追逐的一门“显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众多的海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深入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海外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1.主张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在很多方面照抄照搬过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部分地抛弃了“照搬苏联”的政策，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美国学者施瓦茨也认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已“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2](p49)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开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都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仍然敬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然而其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大约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自觉作出这一分析的，思想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3](p10-23)施拉姆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但它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的努力的开端。

施拉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他发现中苏两国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他认为毛泽东虽然声称要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但其对党的领导总的看法同列宁、斯大林并不一样，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尤其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要积极参与管理，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群众要积极参与到管理中来。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