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探讨（7）

四、毛泽东晚年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失误

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毛泽东晚年思想背离了“八大”前形成的正确思想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思想，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思想与此前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学者中西功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分期，将1957年和1958年后展开的思想称为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方面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为人们所注目。“所有这些经验都在‘八大’上做了总结，而且作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了下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打基础的路线，是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尝试的路线。”[24](p147)但是从1957年、1958年开始，“八大”的路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把中国革命各阶段、各时期的中共和毛泽东的路线，胡乱地收罗在一起。其本质则是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他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长期处于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都不大的社会环境中，这妨碍了毛泽东积极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所必需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中西功的这一分析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刻，但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此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同时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美国学者麦克法奈尔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欢的那些原则。他一贯坚持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极大程度地使党的干部士气低落，并摧毁了他们在群众眼中的权威，而恢复这些权威则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毛特别注意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军人控制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发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许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路线。”[25](p316)

2.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过于重视精神方面的力量，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者”。费正清曾把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分为两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唯意志论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强调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者。他说：“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得到他的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26](p18)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把中国的极端落后当成了一种长处，极其相信人类本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具有可塑性。因此，毛泽东把主管方面置于首位，把阶级斗争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牵制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美，对物质刺激的盲目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社会。在麦克莱伦看来，毛泽东时代过于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把无产阶级的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中，通过运动组织群众进行国家建设。

不管人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应客观对待。“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意把毛统治下的不满意归咎于他的助手。”[27](p2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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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文(1965-)，男，山东济宁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国学，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