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败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一个制度分析的框架（6）

结语

人的自利性与贪婪性、权力对资源的支配性以及制度的不健全决定了腐败不可能完全消除。反腐败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力和高效政府的目标的一部分。[8]另一方面，随着转型期反腐斗争的深入，腐败形式日趋智能化、高科技化，反侦查能力日益变强，反腐败的任务也日趋复杂、艰巨。反腐败必须跟上甚至走在腐败的前面，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高发和频发。

按照杜治洲的观点，我国反腐经历了一个从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到和谐反腐的变迁，现阶段正走向权利反腐的模式。[17]但就反腐的效力来看，和谐反腐和权利反腐的效力都取决于制度，都可以归属于制度反腐的范畴。唯有从健全制度入手，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互联网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与普及为反腐败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作为一种新的反腐利器，网络的技术架构、媒介体制和权力运行的逻辑决定了网络反腐的效力，也同时决定了网络反腐效力的限度。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剖析传统反腐和网络反腐的各自优势与不足，提高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水平，并将之纳入整个反腐体系，并通过网络反腐倒逼原有反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从而不断构筑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有效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1月。

[2]王水兴：《网络：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利器》，《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

[3]徐秀勇、杨嘉：《网络监督：成因、局限及政府应对》，《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张亚明等：《中国网络反腐机制：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燕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2期。

[5]谭世贵：《网络反腐的机理和规制》，《党政干部文摘》，2009年第7期。

[6]张亚明等：《中国网络反腐机制：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燕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2期。

[7]杜治洲：《基于惩治腐败有效性模型的网络监督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7期；杜治洲、任建明：《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8]具体论述见，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第6章“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传媒”，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8年版。

[9]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8年版，第9页。

[10]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11]陈丹力：《关于媒介经济的若干问题》，传播研究网，2009-8-26http：//xinwen.cass.cn/user/erjiview.php?list=5&TxtID=1815

[12]陈国营：《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压力模式的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13]孙明霞：《60年来我国反腐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宁夏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14]ChristopherR.Hughes，GudrunWacker.Chinaa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alLeapForward.RoutledgeCurzonLondonandNew

York，2003，pp.1.

[15]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6]杰里米·波普：《反腐败策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7]杜治洲：《我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展望》，《管理现代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