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1939 年底到1940年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将抗日战争以来各个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进行反摩擦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归纳，从理论上透彻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这些亲身参加了反摩擦斗争实践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倍感亲切，也十分心悦诚服。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对于以后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并没有止熄。然而，有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更感到得心应手了。

1940年春，党中央派我和王若飞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1937年11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他在这里坐镇指挥，不积极抗日，却挥舞起屠刀，指挥部队杀向我党领导武装力量。1939 年12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密锣紧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我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我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到达秋林镇时，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我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我们提出—连串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我们。对于—些不怀好意的发问，我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题，我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来它个“无可奉告”。我们坚持要与阎“长官”倾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我们。他在阅读毛泽东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曾经斩钉裁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些成果。我们把毛泽东交代的那些话，都对他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胜“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他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却是有利的；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效了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1940年3、4月间，国民党第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大宁、水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泽东以“八路军河伤兵团政治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他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电文起草后，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我如何散发这封公开信。信中没讲什么道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看出他指导反摩擦斗争是何等具体，使我深受教育。下面便是这封信的全文：

肖主任：

（一）此件即铅印五百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六十一师，五十三师，一○九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五十份寄鄜县嘱于（注：可能系“其”字的笔误）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鄜县商人，以二百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二十份寄秋林王英英嘱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 泽 东

四月一日

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九十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伯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还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泽东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九十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国民党的新十一旅一直驻防在三边地区。他们与当地我军长期相安无事。第一次反共胡被粉碎后（具体时间记不确切了），我方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的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被调南下，准备进攻边区。具体步骤是：该部先攻占边区的定边县，再攻占定边、盐池，然后配合南边从关中北上的军队，南北夹击，会攻延安。显然，反共顽固派在酝酿着一个大的阴谋。为了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我们又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向边区军民广泛揭露顽军的阴谋，动员大家提高誓惕，严阵以待；一方面给朱绍良、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连续发了十多份电报，大声疾呼，有的电报是用“万万火急”的特急电发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反复强调这样几点：一是指出这一阴谋如果付诸实施，“则不独三边糜烂势难避免，即国共关系亦难保不受严重之影响”；

二是指出“三边地方安谥，无增兵之必要，粮草奇缺，无驻大军之可能，逆而行之，必有后患”；三是严正声明，“如何师不惜决裂，则蔽部唯有坚持自卫立场”。

鉴于形势实在严重，在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迅速把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部队调到了三边一带，加强了与对方抗衡的力量，并在致对方的电报中公开申明：何师无故南下，我军不得不防，这部分兵力调动，完全是为了自卫。如何师停止南下，我部也一定很快返防。对方见无机可乘，又自感理亏，加上邓宝珊、高双成等从中斡旋，又一次可能危及整个边区安全的阴谋也被粉碎了！

尽管如此，在有的地方，顽固分子的某些阴谋，还是暂时得逞了。如关中的店头镇和淳化县城都是在这之后相继被顽军攻占的。

在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拼命制造舆论，企图把破坏团结、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责加在我党我军身上。1940年2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完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撩事件是由于我党我军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各界人民明了事实真相，毛泽东、王稼样等决定，针镑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同年4月，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当时我们已经获得的六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公开发行。这六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从小册子的书名是《摩擦从何而来》，书的扉页写了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加……等文体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事实最有说服力。这本小册子一发行，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1940年夏天以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稍微平静了几个月。当时许多同志真诚地希望国民党当局会从此改弦易撤，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不再干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的平静掩盖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从这年9月开始，顽固派构筑包围边区的碉堡封锁线，历时八九个月，才大体完工。这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绵亘数省，其规模之宏大，有类万里长城；而其纵深宽度，且凌驾于当时驰名柳的马奇诺防线之上。封锁线分为五道，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每个碉堡群，有一至二个母堡，还有许多个子堡。碉堡群多构筑于可通行之道路、开阔地或制高点。每座碉堡大的可容—连人，小的也可容一排人。碉堡的形状有圆的、四方的、六角的、八角的，有二层、三层的。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各个碉堡群之间，有战沟相通。这种战沟宽约丈余，车马可通。其工程之大，并不亚于碉堡本身。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例如洛川至中部县相距不过八十里，第一道封锁线顺堡就有五百十八座之多。以后的实践说明，这大规模的构筑封锁线是顽固派的一种新的磨擦方式，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都分。他们利用这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挠行人通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人畜、财物以外，还纵容兵匪沿途抢劫，以至行人裹足，交通断绝。

在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同时，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也并没有停止。仅1940年11月，驻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预三师等部，就向边区境内发动了七八次进攻，强占了近二十个村镇。我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到严重损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更加得意忘形，气焰器张。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竟在我边区大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庆祝他们血腥屠杀我新四军官兵的“伟大胜利”。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还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皖南事变”的硝烟未散，国民党一○九师的三二七团，便配合保安二旅等部，于这年一月底2月初，先后两次发起进攻，强占了我鄜县的姚渠等地。按当时统计，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顽固派通过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先后侵占了我镇原等四座县城和为数不少的村镇，打死打伤我军八百余人，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在边区军民的英勇反击下，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全国的民心，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边区军民共消灭顽军二千余人，缴获枪枝三千四百余支。给予顽固派以应有的回击。

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引下，1941年五月，留守兵团对于反摩擦斗争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体干部结合斗争实践，受到一次生动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两年多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译成外文，向全世界人民披露事实真相，以驳斥顽固派的造谣中伤。文章的题目是《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全文约四千字，在比较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边区周围顽固分子在各个时期制造摩擦的主要方式、特点和—些重大事件以后，还严正申明：如果顽固派继续执迷不悟，挑起事端，我方只有被迫自卫。毛泽东、张闻天等审阅和认真修改了这篇文章。毛泽东把文章后面的一段话，即“那末，我们必然以武装力量，配合饱经斗争的有组织的民众，给他们（注：指顽固派）以应有的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和他们作持久的斗争，并予以有力的回击”。改写成：“那末，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备自卫，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反击。但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这样一改，语气既坚决，又很策略。看完全文，大概毛泽东觉得言犹未尽，又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劲光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为使前线战士安心抗战起见，对于反共派捣乱后方之行为，不能不采取自卫步骤，用以保护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内战计划，将丧失全国的人心，我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必然要失败的。”文章经余光生译成英文发表，并对外广播了。

1941年夏季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周围虽然再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但是，小的摩擦事件却仍然到处发生。到了1943年5月，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了60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准备对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边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对国民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抽调部队大大增强了边区的防御力量，终于迫使顽军改变了大规模进攻边区的计划。这时，我虽然还在延安，也参予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已经成立，按照联司首长分工，对于反摩擦斗争，我已经不负主要责任，详细情况就不赘述了。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