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3）

劳丹还对理论的内部概念和外部概念问题进行了区分，认为如果一个理论遇到内部的概念问题就会使机制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如果遇到外部的概念问题，就会发生它提出的假设在面对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教条时难以自圆其说，就会漠视它身处其中的更多的研究传统，就会忽视概念资源或阻碍在竞争性传统中进行创新等问题。[5]概念不像经验那样或多或少独立于任何既定的理论，它“不是独立于理论而孤立存在的”，[1]而是理论的组成部分。进而，劳丹把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划分成“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类型：由于它忽视了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概念的相关性而产生了外部的概念问题，由于它未能清晰地阐明解释机制而产生了内部的概念问题。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没有给我们提供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结构完整的概念。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概念问题进行了探讨。格尔茨的文化分析和政治文化研究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共享一个知识谱系，尤其是继承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某些思想；都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格尔茨和政治文化论者都力图把文化恢复为调查研究的客体。但格尔茨的文化分析与政治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路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尤其是格尔茨的研究是以概念和经验为依据的。虽然他从没有论证自己的概念问题，但是他在这方面不断揭示出政治文化传统的“错误”。[6] 

格尔茨指出文化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是由包含着各种意义的符号和实践(仪式、习俗等)所构成的，人们正是通过它们而形塑经验，而“政治是这种结构公开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7]文化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概念来更清晰地表达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但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学者们还没有构建出完成这项任务的理论工具。[7]格尔茨通过修正文化概念而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那类“理论工具”的关键性因素，这体现在社会和政治活动者通过竞争而把概念秩序强加于不确定的经验中的共享的符号和文化实践之中。这个概念上的修正对于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给迄今为止难以捉摸的文化概念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焦点和一个客观的身份，这是以前所没有的”。[8]格尔茨的这一概念可以使社会科学家拒绝那种神秘的、有英雄色彩的、有独立目的和行为来源、或者本质上是心理的、因此是不可观察的和难以认识的主观领域的文化概念。[7]

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够进行这种概念的创新，因此产生了“外部的”概念问题。这种局限性是由其狭隘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它主张只有通过特定的研究技术才能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同时，格尔茨的文化概念也有理论困境，它促使我们思考困扰政治文化研究“内部的”概念问题。格尔茨指出，文化概念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符号和其他文化实践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方式。[7]但格尔茨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提供一种关于符号行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实际上给人类学理论留下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问题。[8]由此看来，人类学家需要但缺乏的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机制，一种关于符号是如何影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解释；同时允许“在符号和相关的行动者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使观察者能够把后者解释为有意图的代理人，而不是或多或少的作为文化模式的消极工具”。[9]这一点是贯穿于整个政治文化研究的困惑。

由此看来，不仅要使理论经得起经验的检验，而且也要使理论有合理的结构以利于详细而清晰地阐明机制，包括鼓励人们吸收自己研究传统之外的有价值的概念资源，使概念问题融入理论，或者说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两方面都有所突破，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二、机制在理论中的作用

“社会科学家进行解释的核心就是揭示因果机制。”[10]机制是一种含有较多理论成份的因素，它主要被用来分析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使理论更为精密和可信。在现代政治科学中阐明机制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或许是理性选择理论对聚合模式的解释方式，它把这种聚合作为个体独立采取的决策的后果。在这里，机制是由策略的理性行动者的行动所构成的，而理论提供了关于这种集体行动、选举后果或社会制度的聚合现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