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4）

在任何理论中，机制是识别“各种原动力与它们的效果之间联系的”。[11]由于社会和政治研究大都关心聚合的范式，所以它们所使用的机制的典型的运作方式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11]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实体不复存在或它们自身缺乏因果影响，而是意味着社会实体所具有的“因果影响的唯一形式是它们对个体行为的自始至终的影响”。[12]例如，通过改变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选择与信息或掌控的权力来实施这种影响。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在解释机制之上总是存在着关于概念的论争，社会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论争，例如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也存在着如何解释相关的机制与概念的争论。一些人捍卫规范的观点，认为由理性所决定的个体选择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机制；而另一些人则拒绝这种“内在主义”的观点，代之以一种“外在主义”的观点，认为环境对人的理性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对理性选择的解释更为灵活，[13]然而却削弱了理性并使解释更为复杂，从而使自己处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边缘地位。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会和政治研究中“价值”是否和如何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机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只是把它作为研究中的补充解释来研究，例如丹尼尔(Daniel Little)关于寻找机制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的主张主要强调的是规范性而不是叙述性。

可以进一步从理性选择来看机制问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理性主义理论家在实验科目中得出违反效用理论规则的情况，[11]同时并不否定规则构建了个体选择机制的结构，认为个体选择机制对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现象进行了可信的解释，认为通过操作既有的机制就可以预先阐明政治现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这很值得怀疑，那种认为社会科学建立的任何规则都源自于潜在的因果机制的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在任何规则都利用了某些以前得到认可的因果关系机制、而它本身不受以前的因果关系影响的一般性范式这个意义上，它既不是规则性的，也不同于涵盖性法则，因而这种现象的规则所支持的预期是不可靠的。[10]更确切地说，我们所寄望的既有的操作机制所操控建立的规则，不一定能提供必要的或充分的条件。这样，政治文化研究不仅忽略了其他研究传统所提供的概念资源，而且还没有很好地利用专门的解释机制。实际上，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概念问题而削弱了它对机制的利用，从而也削弱了解释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能力。

三、多重的概念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以跨国经验数据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理论发展得很好”，[14]“政治文化路径今天已经成为解释政治行为的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框架，是替代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主要理论。”[14]“真正重要的不是研究政治文化本身，而是如何研究和利用政治文化来进一步理解政治。”[15]尽管“反经验方法的理论检验的问题显然还存在，为此目的而操作概念问题就是如此，但显然理论是第一位的”。[16]然而，这种观点在提出后就不断受到批评。

政治文化研究从经验上关注稳定的文化(价值、信念、态度等)导向的聚合方式及其演化，并且求证不同的文化对民主政治的稳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它聚焦于整个社会的功能特征，尤其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面对连续不断的环境威胁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如何控制和维持自己的生存”？[17]但是，在概念论者看来，它没有具体阐明自己的研究基础，很难看出它是如何提出一种研究方案的，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成为一种理论构建。阿尔蒙德说他探寻的是从概念或理论到经验问题的转向预期，认为政治文化研究表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可以被用于构建理论的“一组变量”。他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变量的解释力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是对假设和检验开放的”。[18]然而，这个观点仍有很大问题，因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者经常感叹缺乏经验证据，因而他们的研究主要并不是由经验数据所驱动的。因此，英格尔哈特在宣称阿尔蒙德和维巴“从文学印象领域到可检验的论题”方面都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同时，承认在这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很少有人提出经验证据来支持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14]他承认已有的经验证据不足以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找出因果联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