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维：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战（7）

第二，明确党的政治路线是重建强大的自然社区，使组织起来的人民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最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自然社区体现人民民主，其功能堪比适合西方社会的选举民主。重建强大的自然社区自治组织，由人民自己去调解和解决日常的利益矛盾，自己去防盗抓贼，消灭“龙须沟”，治理“小广告”……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

前面谈到，科层体系天然是办“大事”的，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天然是办“小事”的。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转型后，因为“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以往的自然社区组织全面崩溃，被政府划定的“行政社区”取代。从此，涉及亿万个人的“小事”都找政府科室解决。但古今中外的官僚机构，无论多勤恳，都无法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事”。强行实现“全覆盖”，由科层体系和法院公安城管协管去为人民办“小事”，非但解决不了“小事”，还会造成“吃官饭”的人员迅速膨胀，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产生腐败、官僚主义和官员胡作非为。中国今天人民的不满大多来自“小事”，来自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缺少参与权和发言权。

然而，把科层体系变回成为革命年代或“文革”年代的扁平组织是不可能的，更是不明智的，因为只有办好“大事”，国家才能复兴。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办不了建设国家的“大事”，人民“当家作主”是当自己切身利益的家，不是去当高速铁路、三峡工程、外交和国防的家。但是扁平组织能办“小事”，能解决人民日常的利益矛盾，维持人民日常生活的公正，化解人民的不满情绪。可以说，科层体系高度尊重“自然社区”的权力，就是“人民民主”。

玛雅：所以你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重建强大的自然社区，这样既能办大事，又能“办小事”？

潘维：重建强大的自然社区组织，不仅能“办小事”，还能恢复我国社会公德。自然社区是“公德”的根本载体，正如集体是“集体主义”的根本载体。中华历朝历代能够奉行以孝义治天下，能够成为礼义之邦，是因为忠孝节义是社区的天然纽带，因为官府高度尊重自然社区自治，不去办官府办不了的事。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个人自私自利，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就出现人人不满、人人自认是无权的“屌丝”。依托社区组织，“个人”就能变成“人民”，就能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就能制衡科层机构的胡作非为，就能使公德之风压倒私欲。把人民组织起来，重建自治的自然社区，阴上阳下，打通联系上下的经络，我国的人民民主就能“否极泰来”。从政治路线上讲，党的领导体现为把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变行政网格化的“覆盖”为自然社区人民有组织的“参与”。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配合，应该把深入基层，动员和组织人民重建自治社区，让人民当家作主、心情舒畅，作为评定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之一。

玛雅：这让我想起邓小平的话，“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潘维：第三，明确全党全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大家庭”。世界上的政体有所不同，但治国之方，即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无非是四种之综合：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三是平衡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革与稳定的利益，四是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观。这当中，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观最为复杂，但也最有效。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在我看来，“大家庭”或“中华大家庭”是最简洁的概括和表述，也是中华自古至今数千年不变的立国之本。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社区（单位）构成我国社会，以家庭为基础层层扩大构成的虚拟大家庭就是“国家”。从家庭关系衍生出的中式道德，即“伦理道德”，凝聚了我国全部公德，是社会的纽带，也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纽带。

玛雅：我记得你这样分析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和西方的不同：在西方，社会与国家是契约关系，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在中国，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层层向外放射的“家”——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观念相通，利益相符，公私难以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