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的教育应该有自信（4）

记者：社会对教育焦虑，是整个社会处在转型期的反映。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

吴启迪：前面已经说到过，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我国人口多，又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问题。因此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恐怕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将会存在，解决需要一个过程。

在教育的均衡发展方面，上海是做得不错的，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除。如上海部分的初中是民办的，公众感觉比公办的好，因为民办中学可以在较大区域中选择生源，公办初中是就近入学，生源质量不那么稳定。家长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要出比较高的学费，那其他一些不能承担高学费的孩子就只能进公办学校。美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有钱进私立学校，管得比较严格一些，钱少就进公办学校，当然也要找比较好的公办学校，因此美国也有学区房。改革要改到马上没学区房，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很现实。现在碰到的一系列问题，单靠教育部门一家是解决不了的。但只要把基础打好，大家又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相信将来这些事情会比较自然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从另一方面看，现在出现的许多社会现象，例如：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不知感恩，也与学校只重视知识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有关。因此，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改变，学校不仅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同时也要强调怎么做人。我们要培养有崇高理想、有崇高人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人文教育是很要紧的。教育一定要坚持科技和人文的和谐。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把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作为根本任务。

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教育历史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总结继承

记者：时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大学教育质量下降。而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等,就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面对的现实难题。您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

吴启迪：说到教育质量，不能不提当年的扩招，现在社会上仍有很多议论，认为扩招影响了教育质量。今天回过头来思考这件事，尤其是我在教育部工作了这些年后，站在国家的高度来看整个高等教育，越来越感到扩招这件事迟早要做。全部人口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即大学的入学率，这是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指标。如果没有那时候的扩招，今天的这个指标会与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差得更远。

第一年扩招的时候我在同济大学当校长。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学生，各方面都不适应。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做得很累很辛苦。但试想如果不做这桩事，“文革”十年留下的窟窿就没法堵。当然，质量上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在几年中我们评估了600多所学校，这也是大规模扩招之后的一个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措施。更何况像清华本科其实从来就没有扩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