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执政党的自我调适(2)

新媒体时代执政党的自我调适(2)

二、新媒体时代下执政党适应性的变动

近年来,新媒体崛起对党的领导和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旦新媒体的发展与党的发展不能保持同步,则容易导致党的适应性在诸多领域方面发生变动。”[4]具体而言,在新媒体时代执政党的适应性所产生的变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信息化挑战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起支配作用。新媒体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信息化网络化导致思想意识多样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普及和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社会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呈现多元、多变的态势,社会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独立性和冲突性特征日益显现。当前,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等[5],这些思潮在大众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上公开进行论述、博弈和发酵,对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大众意识形态模糊。第二,西方价值观通过新媒体进行渗透。网络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界限,在世界上形成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有美国学者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霸权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信息霸权国,美国应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6]西方国家利用其手中掌握的信息传播控制力和影响力,利用互联网等全球传播体系极力向世界尤其是中国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和西方价值观,污蔑丑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动摇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2.传统组织模式受到冲击

在信息化浪潮中,互联网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冲击着政党的传统组织运作模式。第一,执政党信息沟通形式难以适应网络社会扁平化管理的需要。随着网络的兴起,数字终端设备把信息传递方式由曾经的阶梯层级型转化为水平自由型。网络社会拉平了权力载体和权力对象的地位,逐渐形成了参与型的政治新生态,导致传统的命令型政治模式备受质疑和抵制。第二,传统党员教育管理难以实现全覆盖。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传媒深刻影响着党员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助推了党员思想的多元化,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给党员的教育管理增加了难度。第三,传统党建不能适应网络化发展需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党建也是目前国际社会政党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网络化时代,我国党建工作存在着信息技术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不够;党建网站载体数量少,形式和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一些地方党组织对网络党建的重要性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等问题。

3.执政党整合能力遭遇挑战

匿名性和互动性,使得网络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动员的沃土。网络动员凭借网络独特优势,对执政党的整合能力提出挑战。第一,政党组织动员的优势受到网络动员的冲击。由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依托于工业无产阶级开展活动,生产的集中性大型化有利于把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成战斗力很强的队伍”[7]。而网络社会的分散性、流动性和自主性特征,加之“互联网上的各种动员,其基础来自这些不同的和碎片化的政治认同上,因为每个人在网上都可以加入到很多群体和运动中,远远超过了网络以外能够参加的数量”[8],使依托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党的组织反应力不从心,存在盲区。第二,党组织维护社会稳定的战斗堡垒作用弱化。亨廷顿认为,社会稳定与政治参与程度成反比,民众参与度越高,社会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网络载体拓展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这就使基层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战斗堡垒作用受到影响。当前爆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中,有些是由互联网制造的,有些是由互联网放大的,这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亟须正视的问题。第三,党的传统话语体系在网络社会出现水土不服。在公众的印象中,党政机关的话语体系往往是严肃、刻板、乏味的,虽说意思表达严谨规范,但很难给人以亲近之感。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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