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官衙是一种最张扬的“奢侈宣言”

在反对三公消费、限制豪华排场的声浪中，投向豪华办公大楼的视线一直显得若隐若现。人们专注于探寻使用公款吃了多少名菜，喝了多少名酒，用了何种名车等等，而对那些横空出世气势如虹的党政办公大楼，虽然断续有图片与文字见诸媒体，却少有查处和追究的消息。

昨天，我们看到新华社的一个相对详细的处理成绩单：中央国家机关86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办公用房365万平方米；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64万平方米，1.5万余个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面积87万多平方米……

在公务出国、公车、公务接待之后，浪费严重的豪华超标“官衙”被称为“第四公”。

豪华官衙被排在“老四”的位置，实在委屈了它的气派和影响。公务出国、公车、公务接待等再怎么排场，也不过数万元数十万元，到了数百万元，那已经是顶级排场了；而豪华办公大楼，没有千万以上的资金，如何支撑得起它的恢宏和气派？

而且排行前三那几种公款消费，除了名车算是一个“流动广告”之外，其他的表现方式基本上是小范围的，不会太过张扬，影响相对有限。豪华官衙则不同，它们都在城市中心，以拔地而起俯视苍生的姿态，渲染着官府的另类形象。

如果豪华党政办公大楼周边有并不寒碜的民居，起码还不那么“孤独”。可是偏偏有许多豪华办公大楼都是遗世独立的。它的周边，是宽大的广场；它的楼体，有雄壮的门柱；它的内里，有气派的灯饰，豪华的装修。特别在四处都是土建危房的贫困地区，那些豪华办公大楼就更加刺眼了。

豪华官衙实际上是一种最为张扬的“排场宣言”。它以最强烈的视觉效果，突出官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宣示大楼里的人“先天下之乐而乐”。

建筑是肉身的寓所，也是灵魂的栖处；建筑是艺术的载体，也是价值的折射。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卡斯腾·哈里斯写了一部《建筑的伦理功能》的著作。他强调他的“建筑伦理”完全不是“建筑道德”的意思，而是建筑的“精神特质”。他从各种建筑构造中，看出了艺术、宗教和政治的“精神特质”。运用哈里斯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发现，富丽堂皇、独霸一方的办公大楼，是一些官员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精神特质”的外化。

自从中央出台“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通知”之后，各地虽有限建清房的消息，但据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清房”表现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远不如限制其他三公消费利索。目前多数地方公布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清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说明。

为了躲避追究，一些地方的官员还玩起了迷藏术：四川郫县豪华政府办公楼，建成5年未挂牌，媒体曝光后才“羞答答”地“承认身份”。安徽某县级市气派的市委、市政府大楼启用两年，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还有一些单位，以“调度中心”“检测中心”等名目“升级”办公楼。

许多官员最近因为违反三公消费被查处被撤职，而以最高调的方式“发布”“排场宣言”的官员为什么却没有得到追究？其主因显然是所有在大楼里的人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动别人也是动自己。

豪华官衙其实才是奢侈的老大，这样“地标”式的奢侈如果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清算，其他反奢行动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

（本报首席评论员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