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让礼仪回归家教（2）

传统家礼以育德为内核

道德规范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礼记·乐记》说，“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这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礼仪训练是以内在的德性培养为目的。

人们常常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国更是“礼义之邦”。中国传统文明不只是讲究形式上的礼仪，更注重“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义”，更强调礼所依据和蕴含的道德之义理，因为这是礼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而“礼义之邦”又是和“礼仪之邦”相联系的：只有从礼仪着手，才能让礼之义理入耳入脑。中国传统的家庭礼仪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礼仪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美好德性的君子。这和现在的职业礼仪培训（如时装模特的礼仪训练）仅仅把礼仪作为谋生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

道德规范是当然之则，道德教育是要人们懂得这些当然之则的义理，即为何应当如此。但是，这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遵守这些习惯仿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于是，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举手投足似乎并不刻意而为，却合乎礼仪。由此，这些礼仪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就内化为了人们的德性。

如《礼记·曲礼》所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而当邻里有殡伤之事时，应该默舂，不在巷中歌唱。这样的家礼包含着与他人共情的同哀之心。宋代朱熹的《家礼》、《童蒙须知》、明代屠羲英的《童子礼》，对衣着、盥洗、洒扫、行走、语言、视听、饮食等行礼之法都有详细的规定，以此作为家庭礼仪教育的内容。例如，“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衣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童蒙须知·衣服冠履第一》）”、“走，两手笼于褒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服”（《童子礼·行》）。这里表现的是约束自我的道德自律精神。又如，“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自）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这都表达了尊敬长辈的道德品质。因此，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的家庭，如果有效地进行了礼仪教育，就能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

由于儒家的礼仪教育是由养成习惯来培育德性，因而就十分注意生活习俗与礼仪的关系。人们常常把“礼俗”连在一起。因为礼既源于俗，又是对俗的变易。不过，儒家的移风易俗，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风俗彻底破除，而是主张“因俗制礼”，尽量利用原有的风俗形式和其中的合理部分，灌注新的精神，加以整理、提升，从而在人们本来熟悉的习俗中受到教化。很多家庭礼仪也是这样的。

比如冠礼，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人享受氏族对他们的抚育，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和战争。但当他们达到成人年龄后，氏族要用一些方法来测定他们是否具备了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成丁礼”慢慢地在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性，将它加工改造成“冠礼”。举行冠礼，不仅意味着生理上进入成年人的年龄，而且意味着，应当具备与承担成年人社会责任相一致的道德品行。《礼记·冠义》有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 ”可见，将原来的“成丁礼”变易为“冠礼”，是提示行冠礼者，从此要践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德行，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