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怎么改？因何改？（4） − 教育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高考改革难在哪里

在不知“彼岸”何在的情况下，就要关注抵达“彼岸”的方式是架桥还是修路，不免困难重重。

更遑论，高考改革还必须直面社会“人才观”、“绩效观”整体落后的事实。

顾明远说，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的，所以，人们习惯性认为，念了大学，特别是念了好大学才是光宗耀祖，倘若高考落榜，去职业院校学技术，那是丢人的，自然也称不上是人才。

顾明远强调，古代社会人才结构二元对立，不是人上人，就是人下人;现代社会的人才结构已经多元，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我们必须要做社会的工作，要做家长的工作，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只要有社会责任感、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就是人才。”

此外，社会期待改革“速成”的心态也为高考改革带来压力。

在钟秉林看来，社会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我们可以通过高考改革让选拔人才的机制更为科学，但是无法通过高考改革解决让更多的人上好大学的问题，因为好大学的容量毕竟有限。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高校内涵建设，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大学办得多一点。”钟秉林说。

可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非一日之功。

钟秉林说，若经费充足、规划得当，高校的硬件条件可以很快改善;若学校重视、认真探索，高校的管理水平亦可迅速提高;但是，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优良办学传统等的形成，却需要几代师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堆砌。“这与公众期待改革速成，甚至一纸文件解决所有问题的心态反差颇大，特别需要留意。”

比社会心态期待改革“速成”危害更大的，是部分官员急功近利的“绩效观”。

钟秉林表示，高校办学要注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速度等的协调发展，这是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在现实中，仍然会有一些高校领导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急于追求个人“政绩”，把高校发展的重心落在动辄扩张规模、增加学费收入，而不是优化结构、提升质量，近看是给高校发展“添彩”，远看则是“添乱”。

同时，本次改革也面临利益诉求多元且难于协调的矛盾。

钟秉林说，教育决策的形成和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也必定会触动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以求得妥协、平衡，但这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比如异地高考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一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等，种种诉求彼此冲撞，协调难度极大，远远超过教育部的权限范围。

而在储朝晖看来，高考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障碍，则是政府主导考试招生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

他认为，即便高考改革既改考试也改招生，但如果不能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那么，高考改革对解决当下问题仍将无足轻重。“改来改去只会是从一种低水平的混乱变成另一种低水平的混乱，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储朝晖说，不少人习以为常地认为由教育部门制订、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再由教育部门实施高考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就完成了，这种改革也比较现实稳妥。但其实，不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说到底还是行政治理的思路，而非法治的思维;它必然会因为单向的、强制的“天然缺陷”受到质疑，令诸多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

但是，“让主导改革的人先拿自己开刀，又谈何容易?”他说。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实行非实质性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沿袭旧制，单独招生。

1950年，同一地区的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

1952年，全国开始统一考试、统一录取。高考时代正式开启。

1958年，由于“教育革命”，高校单独招考或联考。

1959年，恢复统考。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高校停止招生。

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为“工农兵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