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族际政治整合与公民教育（2）

二、公民身份认同：族际政治整合的心理基础

如前所述，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是各民族、各族群共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实现何种认同？如何实现这种认同？对此，各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虽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留下的教训也是颇为深刻的。纵观世界各国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种政治和文化认同策略：

第一种是民族同化主义的族际政治整合方式。“直到现在，这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3]这种方式试图以主流民族的文化作为认同对象，强制性地迫使其他弱小民族和族群接受主流民族的文化，无视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其实质是一种民族同化主义的族际政治整合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早期欧洲国家建构的历史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这一策略在20世纪不再奏效。”[3]不仅少数民族变得更难同化，而且这种同化主义的民族建构策略越来越遭到强烈的抵抗。

第二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认同对象的族际政治整合方式。前苏联曾经推行过这种民族建构策略。苏联成立后，为了在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民族群体中缔造某种共同性因素，从而为族际政治整合创造条件，苏联曾经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不遗余力地在不同民族群体中培植共产主义信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连接不同民族和社会成员的纽带，以实现各民族的政治整合。从实际过程看，苏联的民族建构过程实际上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俄罗斯化”政策。尽管苏联当局对这种民族建构策略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相当自信，以至于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宣称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苏维埃民族”，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其解体则无情地宣告了这种谎言的破灭，这也说明以某种意识形态为认同对象的民族建构策略的失败。

第三种是试图推进一种超越现有民族的“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的族际政治整合方式。例如在比利时，国家通过其独特的多民族联邦制推进佛兰德人、瓦隆人和德语民族群体的认同，同时也推进一种超越这些民族区分的超民族的“比利时”认同；在前南斯拉夫，它既承认并保护一系列的民族认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同时又推进一种新的超民族的“南斯拉夫”认同[3]。实际上，许多多民族国家都在有意无意地采取这一策略。我国一些学者也主张，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和发展趋势。但这种族际政治整合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定义这种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存在主流民族以自己的民族属性和利益来定义这种超民族认同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说明这一认同策略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族际政治整合问题之道。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思想，为我们思考多民族、多族群社会的族际政治整合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尽管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在文化、语言、历史传统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现代国家中，“公民身份”无疑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公约数”，正如布莱克所言：“现代国家高度依赖于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5](P14)。在保留各民族、各族群固有特性的基础上，建构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应该成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可行选择。首先，公民身份是不分民族、不分族群、不分高低贵贱的社会成员的共有身份，以公民身份的认知情景为基础的道德框架是其保持长期政治忠诚和维护社会团结的基础；其次，公民身份认同，并不是以否定社会成员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为前提的，任何社会成员都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双重身份，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公民国家，“公民身份”无疑是社会成员的第一身份，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公民认同、公民权利义务意识以及国家认同，应当成为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所以，公民身份并不必然地排斥或否定“民族身份”；最后，“公民身份”认同是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国家为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尽管社会成员分属于不同的民族群体，但分属于不同民族的社会成员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只有社会成员以公民身份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才能有效地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构筑起平等和谐的族际政治关系。

有人担心，由于少数民族在人口、语言、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强调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势必弱化少数民族的群体权力，使少数民族群体更加边缘化，造成民族之间更大的不平等。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如果只是片面地强调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而忽略了社会成员的民族特性，则很有可能以公民身份认同掩盖各种形式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甚至可能导致对少数民族群体权力的漠视，造成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但我们所说的公民身份认同并不是要否定民族认同，更不是要否定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而是要建构一种复合式的认同结构，在承认各民族的平等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和培植某种超民族认同，并且更加强调各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形成一种群体认同与个体认同相得益彰的复合式认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