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 （4）

第五，实践锻炼、培养技能、增长才干，提高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开始多元化，利益冲突大量增多，新的社会事务不断产生，危机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不仅要求各级党政官员需要有更高的知识素质和政治责任感，还需要有处理复杂社会经济和行政事务的能力和技术。中共的多数官员面对这些新的挑战，都缺乏相应的处理能力，出现了所谓的“本领恐慌”。各级培训机构适应这些新的需要，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开设了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课程，并且大幅度增多实地调研和观摩的机会，从而使各级官员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学会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技术。中共拓展海外官员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官员们提供现场教学的机会，让官员们在考察和调研过程中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

第六，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增强党员干部的协作能力。党政干部在接受培训期间，除了向老师和课堂学习知识外，学员之间也相互学习。这些学员来自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培训单位在编排班组时一般会考虑不同部门的干部交错搭配，干部受训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他们相互学习的过程。许多学员会利用集中培训的机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管理经验和学习体会，取长补短。此外，同期同班的学员通常会联成一个小小的网络，尽管中共中央不鼓励甚至禁止学员组建同学会之类的组织，但这种人际联系事实上在受训结束后还会长期存在，为这些干部结业后的相互协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巨大的经费预算、完备的培训体系和众多的专业培训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干部培训能够实现预期的效果。许多对参训学员所做的问卷调查和关于干部教育效果的评估研究均表明，无论对于干部本身还是对于培训机构来说，经过集中的教育培训，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和提升，从而从整体上增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例如，一家重要的全国性学院认为其教学改革创新取得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成就： “忠诚教育”激发了干部的使命感，增强了其理想信念； “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增强了干部的执政能力； “学以致用”的实践活动，给受训的干部增加了许多处事的本领 。另一家地方党校也确信其教育培训计划提升了干部的四种能力： “自我净化能力”，即增强了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 “自我完善能力”，即增强了政治责任感； “自我革新能力”，即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干部的行动能力； “自我提高能力”，即提高了干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 。

中共为了应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克服在驾驭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法治方面的“本领恐慌”，力图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提升各级官员的素质，从而增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总体上说，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强大能力，实质上源于中共自身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中共的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其干部教育培训。因此，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制，部分地可以解释中共为何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压力时，仍然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共政权为何具有某些学者所说的“贤人政治”特征。

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育体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中共干部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增强党政官员的政治信念、政治忠诚、政治责任和政治认同，但这方面的成效恰恰并不理想。迄今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经过党校、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培训后的官员贪污更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比较而言，许多证据表明，非政治性的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效果反而更加明显，而这本来是中共干部教育的次要任务。中共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比也明显偏低。党员干部培训期间的众多费用，包括教师、住宿、伙食、调研、电脑、图书等，绝大部分都由国家支付，每年有大笔专项的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干部培训，但与国民教育相比，其效益显然很低。从培训机构自身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师资的整体素质不高，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缺乏针对性，对教育培训效果没有科学的评估机制，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浪费严重等等。

不仅如此，现行的干部教育培训还存在一些负面的消极作用。例如，一些党政机构以“干部教育培训”为名兴建豪华的楼堂馆所，变相成为干部的娱乐场所；一些党员干部把出国考察和实地调研当作变相的游山玩水； 脱产受训频度过高，占用太多的时间，影响了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少干部在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集中学习期间拉帮结派，结成了学员间的“小圈子”；还有一些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吃喝玩乐，贪污堕落，成为腐败分子。

为了克服上述消极现象，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严格管理干部学员的详细规定。例如，禁止干部学员成立各种“同学会”，禁止学员之间公款宴请，禁止学员之间用公款互赠礼品，禁止将干部培训中心建成变相的娱乐场所，等等。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进一步推进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制的改革创新，着重于增强党政官员的责任感和治理能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处理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与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将干部教育中的通识性内容交付普通高校，将干部教育的重点放在政治教育和能力培养上；其次要制定相应的专门法规，将所有干部教育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党内的法规来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学员的教育和经费预算；其三要整合现有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使干部教育培训的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以降低干部培训的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益比；其四要整顿和撤并部门所属的培训机构，大幅度减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强化干部教育培训的专业属性；其五要进一步改善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教材、专业分类、教学方式、学员管理、师资队伍和效果评估，提升干部培训水平。

总而言之，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制的重大变化，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共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历程，也反映着中共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体制和能力的变迁过程。因而，一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未来的改革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