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云：破解大城市病，创新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10）

六、治理“城市病”要创新体制机制

第六个问题，治理“城市病”要创新体制机制。“城市病”的产生，与城市管理水平不高有关，这是肯定的。但是更多的是由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所致，包括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规划体制等。要创新体制机制，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多，我想这个方面就点点题。

第一，考核评价机制。中央强调不以GDP论英雄，应该说发挥了很大的导向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市里面一直在做，比如说今年提出的区县差异化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当中，就只考虑人口调控、发展质量、资源环境三大类指标。我们已经调了，在发展质量考核当中，首都功能核心区不考核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生态涵养发展区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也不考核固定资产指标。这个调整能够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引导区县落实功能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

第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配置机制。价格改革对治理“城市病”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比如说用水，北京水资源严重短缺，价格调了以后，还是立竿见影的，会有成效的；另外一个方面，用水多了排污也多，一立方米的水要产生0.7立方米的排放。价格的调整对于促进资源节约利用、保护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市里面价格改革力度比较大，出租车、垃圾处理、排污和非居民用热、用气价格都调整了，今年主要是居民阶梯水价和公交票价改革，阶梯水价已经推出来了，5月1号开始实施。价格改革的任务非常重，今后还要在实践当中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如何用价格杠杆来引导机动车的使用，控制机动车的使用强度。伦敦就提出为拥堵买单的计划，就是征收拥堵费，通过实施这一计划，伦敦中心区特别路段的交通流量减少了10%到30%。我们今后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在严控机动车总量、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油品质量之外，可以考虑提高中心城区停车收费标准、收取低排放区的交通拥堵费等这些政策。

第三，投资体制改革。治理“城市病”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方面都要加大投入，光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个方面要改革。我们有个统计，到2017年全市在交通、水务、大气治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公共服务等领域资金需求量是1.2万亿左右，光靠政府投入这点钱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加快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发挥好政府资金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及其金融共同参与。

第四，调整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促进各个区落实区县功能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要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有效解决结构雷同和同质竞争的问题。

第五，完善规划实施机制。也就是说进一步改革规划管理方式，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强化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凡是涉及改变开发强度、土地利用方向和规模的重大项目都应该有制度性的监督管理措施，避免出现规划屈从于资本力量而随意更改的现象。规划制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严格执行出现的问题就是摊大饼。因为靠近城市中心区，我刚才讲了，基础设施投入少，又能够优先利用中心城区已经形成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大家都想往那儿挤。

第六，建设法治城市。“城市病”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市场主体行为的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法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2014年年初，市人代会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这就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支撑，今年市人大还将审议通过《基本住房保障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责，对解决住房问题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第六个问题，关于治理“城市病”要创新的具体体制机制，我就跟大家点点题了。一是考核评价体制，二是资源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四是调整转移支付，五是规划的实施机制，六是依法治市的机制，这么六个方面。谢谢大家。